1995年左右，以被称为“三驾马车”的河北作家谈歌、何申、关仁山和湖北作家刘醒龙为代表，一批关注现实的作品如《分享艰难》（刘醒龙）、《大厂》《车间》《天下荒年》（谈歌）、《大雪无乡》《九月还乡》（关仁山）、《信访办主任》（何申）、《都市里的生产队》（柳建伟）、《生存》（尤凤伟）等作品，引起了评论界的重视。

而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则是在此之后，文坛上涌起的一股写作风潮。“现实主义冲击波”最为人称道的是它强烈的当下性特征和情感性特征。他们的小说文本直指当下社会困境的方方面面：改革阵痛中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经济转型期的乡镇企业、基层组织的腐败、社会网络中道义与良知的交战……这些都使他们的文本呈现出一种巨大的现实涵量，体现了直面现实的勇气，有强烈的“主旋律”特征。

“现实主义冲击波”直接坦白地宣称要“把小说定位在普通读者的层面上”，“作家在心灵感觉上，应该是平常人”[5]。其代表作家谈歌就认为“小说应该是一门世俗艺术。所谓世俗，就是讲小说应该首先是一门大众艺术。失去了大众也就失去了读者，也就远离了小说的本意”，强调要“站在大众的角度上”，弘扬一种“平民意识”，[6]从情感与理智两方面都拒绝乌托邦神话在文本中出现的任何可能性。但是“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创作意图固然良好，创作实践却存在诸多粗疏和浮躁之处。

大致说来，“现实主义冲击波”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强烈的现实感，类型化的道德主义思路。《分享艰难》《大厂》《车间》《天下荒年》《大雪无乡》《九月还乡》《都市里的生产队》《生存》等众多“现实主义冲击波”文本都直面当下现实空间最为严峻的一些现象，那就是在经济转型期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国有企业、乡镇工厂，以及被改革的阵痛抛入生活最底层的工人群体，其笔触涵盖了下岗、拖欠工资、企业三角债、破产、道德价值与利益关系的尖锐对立等方方面面，表现出源自五四问题小说的关注现实、关注底层的精神传统，并以对文化转型期浮躁、功利的现实生活空间的关注而引起一片好评。

但很快，过于类型化的表述方式就使它陷入了自设的困境。首先，其人物群像中总有一个忍辱负重的厂长或书记，比如《大厂》中的吕建国、《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反面是一个道德沦丧而又偏偏具有运作商品经济能力的人，如赵明、谢跃进（《大厂》）和洪塔山、郑主任（《分享艰难》）；在这两极中间则是承受着贫穷、欺骗、遗弃，却依然具有宽容、善良之心以及高度的敬业精神的工人群体。他们都在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为工厂“分享艰难”；其次，在“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众多文本中，几乎都设置了一种道德与经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对立和紧张。在《分享艰难》中，由于流氓企业家洪塔山是镇里的经济支柱，孔太平尽管厌恶他，却只能违心地逢迎他。当洪塔山的客户因嫖娼被派出所拘留时，孔太平不得不出面求情。更有甚者，自己的表妹田毛毛为洪塔山所辱，他也只能将洪暴打一顿了事。拿孔太平的话来说：“洪塔山是有不少毛病，可是现在是经济效益决定一切，养殖场离了他就玩不转，同样镇里离了养殖场也就运转不灵。”经济上的贫困和老百姓的温饱是最大的艰难，为了分享艰难，孔太平就不能惩治洪塔山，否则经济就要垮台。道德与经济竟成了如此水火不容的两个极端，这是荒谬又沉重的一个悖论。同样的，在谈歌的《大厂》《大厂续篇》和《年底》等作品中，也突出了这种道德与经济的尖锐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