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并不是学界提出的概念，而是先锋诗坛内部的一部分诗人，为了区别于另一部分诗人的创作，自我划分的圈内称谓。

如果仅从称谓的表象考察，可能会认为围绕着《岁月的遗照》（1998）与《1998中国新诗年鉴》（1999）这两部诗歌选本所形成的创作群体，无非是对两种不同的写作方式的指涉。然而，综观近年双方发表的相关文章后，不难觉察他们分歧的真正原因并不纯粹是美学趣味之别。因为双方不但不回避非艺术因素的干扰，反而都坦然承认这是一场与“权力”“策略”“主流意识”“边缘立场”有关的“权力话语”之争。

这样两批具有不同写作资源和背景的诗人相遇在90年代，一些复杂、微妙的文学心态则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诗歌自身发展的延续性，使得90年代的诗歌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历经数次重大美学嬗变的80年代诗歌，而站在90年代的诗学立场上，如何认识、评价80年代的诗歌，就成为一个颇为关键的问题。

1993年欧阳江河写下的《’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一文，为后来的论争埋下了导火线。作者在文章中认为：“1989年将我们的写作划分成以往的和以后的”[11]，从表面上看来，诗人把自己对诗歌的一些想法表达出来是正常的，但由于文中牵涉哪些诗人是“以往的”，哪些诗人又是“以后的”，以及如何看待80年代那段诗歌历史等一系列敏感问题，所以作为“悬案”被暂时搁置一旁。一直到1998年，代表“知识分子写作”群创作倾向的诗歌选本——《岁月的遗照》的出版，终于把矛盾公开化了。

事实上，双方后来论争的焦点，也主要是集中在该如何评价80年代的“第三代”诗歌，以及“朦胧诗”之后到底谁是诗坛主导力量的“指认”上。

“指认”首先表现于称谓的变化。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后新诗潮”与“第三代”诗歌基本是一个互换概念，一般都是指涉“朦胧诗”以后的新潮诗歌。1999年，王家新在一篇名为《从一场蒙蒙细雨开始》的文章中，运用了“从早期‘今天派’到‘第三代诗歌运动’，或从‘朦胧诗’到‘后朦胧诗’”的提法，[12]显示出欲以“后朦胧诗”一词取代“第三代”诗歌这一称谓。在《知识分子写作，或曰“献给无限的少数人”》中批评“民间写作”时，王家新更是直言不讳：“过去是‘第三代’，现在又是‘民间’。”[13]他认为“知识分子写作”与早期“朦胧诗”及鱼龙混杂的“第三代”诗歌相比，“注定会伸张我们生命的尺度，注定会给中国诗歌带来一种它所需要的精神和艺术的语言”[14]。

“民间写作”群的中坚分子于坚，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80年代的“第三代诗歌将名垂青史”，进而又对“第三代”诗歌的外延进行重新廓清：“第三代诗歌并非所谓后朦胧……后朦胧诗在八十年代张扬的是‘文化诗’，到九十年代则成为‘知识分子写作’。”[15]显而易见，双方在对史实的论述上，都在悄悄地朝着“自我”价值定位偏移。具体说，“知识分子写作”群，试图把以王家新、欧阳江河为代表的“后朦胧诗”作为其写作源头，即在“史”的架构上以“朦胧诗”—“后朦胧诗”—“知识分子写作”这条线索，构成80年代“新诗潮”和90年代诗歌的联系。由于以于坚、韩东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歌在该架构中处于缺席状态，所以于坚就极力强调“第三代”诗歌在80年代的重大意义，并指责90年代的“知识分子写作”是对诗歌精神的一次彻底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