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五四以降，个性自由与批判性一度被视为散文精神的两个主要方面。当郁达夫指出五四散文的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1]的时候，审美主体性是人们强调的重心；当20世纪30年代杂文占据散文创作主流的时候，“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又成为该文体的重要标志。此后随着社会形势与文化思潮的日益复杂，散文的审美追求不断分化，趋于多元，其文体范围也不断扩大。在解放区，纪实性的通讯、报告占有重要位置，而其演化趋势是由艺术个性向政治功利性转移。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对散文概念的理解及使用、该文体下属门类的更替等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文体精神与发展轨迹。

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可以1957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报告文学及其他纪实性散文占据主导地位，对题材的推崇与追逐成为创作的重心。在1949—1962年，出现了两次散文创作的所谓“**”。第一次“**”发生在1956—1957年，即人们常说的“百花”时期。这时期出现的一批作品，试图回归五四散文随笔的审美个性意识，而“干预生活”的特写类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现代散文的批判性传统；第二次“**”发生在1961—1962年，正值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调整时期”，文学界调整的中心是改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题材内容、艺术风格上倡导有限度的多样性和个性化。抒情散文及杂文创作都表现出新的面貌，以至于1961年被人们称作“散文年”。尤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理论界围绕着散文的艺术特征掀起了一场大讨论：讨论了散文文体的“含义”、特征、重要性、诗意、风格和传统等。所谓散文是“文学的轻骑队”，以及“形散神不散”等审美观念都是在这一时期被广泛接受并在写作中被实践的。

散文在50年代初既是对解放区散文文体意识的放大，又是对五四散文文体精神的进一步偏离。这种放大和偏离表现在个体性情的抒发让位于对时代共性或者时代精神的谱写，政治标准优先于艺术标准，批判性为歌颂性所取代等诸方面。表现在文体实践上，便是报告文学、通讯报道、游记传记等纪实性散文成为主流，“题材”本身的意义凸显。

对社会主义建设尽情歌颂，是50年代初文学创作的大势，一大批作家也以散文的方式加入了这种“颂歌合唱”。代表作主要有：老舍的《我热爱新北京》，叙述的是新中国成立伊始北京市人民政府对旧城区的改造；叶圣陶的《游了三个湖》，这篇散文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篇描写风景的游记，实质是以一个旧社会“过来者”的眼光观察新中国的领导者改造山河的骄人业绩，突出的仍然是“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流行主题；唐克新的《车间里的春天》，反映的是纺织工人劳动环境的改善；靳以的《到佛子岭去》，宋之的的《草地颂歌》，李若冰的《在柴达木盆地》，储安平的《在塔里木河的下游》，描绘了许多偏僻、荒蛮之地在新一代建设者的手中变得美丽、丰饶；柳杞的《好年胜景》与柳青的《一九五五年秋天在皇甫村》，两篇写的都是农村，前者侧重于往昔的峥嵘岁月与今日幸福时光对比，后者记述的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农业合作化给农民的精神、灵魂带来的深刻影响与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