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农民起义”的宏大叙事式微的同时，20世纪八九十年代历史小说呈现出了另一种创作趋势：帝王将相的“复辟”。“复辟”，在这里即归来之义。作家们从开国君主写到末代名臣，从驰骋边疆的武将写到奔走后庭的太监，从得宠的皇后写到失意的公主，这些封建时代上层社会的人物形象系列，几乎占据了这个时期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大部分空间。

帝王将相的“复辟”，最早出现在《李自成》这类以“农民起义”为描写对象的历史小说中。在这些历史小说里，帝王将相并不是主人公，只是作为被剥削阶级的对立面出现在作品中。但由于创作中多年来形成的不成文禁忌的制约，也由于作家主观上倾向于将农民英雄理想化，一些作品在塑造农民英雄与帝王将相时常形成这样的现象：塑造英雄人物所花费的精力和笔墨远远超过帝王将相，但英雄人物的塑造往往出现不同程度的概念化和脸谱化倾向，帝王将相反倒能作为有血有肉的形象出现在作品中。

这一“无心插柳柳成荫”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画鬼容易画犬难”，另一方面则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文学观念和历史观念的日趋开放。思想解放运动使人们的眼光渐趋宽容宏远，读者审美趣味的变化也促使帝王将相更多地进入公众的阅读空间。而且，由于意识形态或其他方面的原因，今人和古人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描绘和评价远远不能切近历史的真实，这就为当代中国作家替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翻案辩诬提供了余地。

唐浩明（1946— ），90年代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旷世逸才》，引起了读者广泛的阅读兴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作品将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放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加以描绘，展示其文化性格及其悲剧命运。

对于曾国藩，作者力避将他写成单一的“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而是更多地将他作为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末世名臣加以塑造。在他笔下，集理学大师、权场斗士、朝廷命官、师长父兄于一身的曾国藩，既不乏封建统治阶层的凶狠和残忍，也懂得帝王的术数和专制制度的运作法则。他身处封建制度摇摇欲坠的时代，对封建朝廷心有不满却仍然拥戴它、扶持它，在摇摇欲坠的封建大厦下小心翼翼地生存，以求得自己家族的发达；他明知朝廷腐朽透顶，却不听朋友兄弟的规劝将朝廷连根拔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腐烂下去，并跟着它一步步地走向末路。这种结果的出现，当然也部分地出于曾国藩不愿意使久经战乱的人们重新遭遇灾难这样的动机，同时也是他对封建王朝的愚忠使然。而他的愚忠，客观上又延长了人们的痛苦。因此，唐浩明笔下曾国藩的悲剧，本质上与《白鹿原》中白嘉轩的悲剧相同。他们的观念和行为总体上是守旧的，但人格上仍保持着传统文化的坚毅、顽强、内敛，不乏一种沉郁的美感；假如作为独立的个人存在于世，他们也许不无魅力，某些言行甚至体现出充分的精神价值，然而由于时代的原因，他们身上的那些有价值的东西也只能为瓦砾所掩埋，从而呈现出浓重的悲剧性。

二月河（1945— ），原名凌解放，山西昔阳人。1968年入伍，1978年转业至河南南阳工作。1985—1999年陆续推出了《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长篇历史系列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