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就其崇高风格的五个真正的源泉（因素）而言，第一、第二两个因素（“庄严伟大的思想”、“慷慨激昂的热情”）“主要是依赖天赋的”，其余三个源泉（“藻饰”、“高雅的措词”、“高雅的结构”）“则来自技巧”。在全书四篇中，第一篇共八章是绪论性的；第二篇思想论共七章是讨论第一、第二两个源泉，即讨论“天赋”的；第三、第四、第五篇共二十九章，是讨论第三、第四、第五个源泉，即讨论“技巧”（技艺）的；第六篇名曰感情篇是残缺的，现存的一章（第四十四章）实质上是讨论文学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由此可见，朗吉弩斯是侧重于讨论“技巧”即修辞风格的。

最后，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在第四篇第三十五章专门讨论“天才与技巧”的关系时，强调两者的结合才能达到“尽善尽美”：

然而，且回到我们那论文的首篇所提示的原理上来，毫无错误的精确这一优点多半依靠技巧，而崇高，哪怕不是始终一贯，则有赖于崇高天才。所以，在一切场合都应该以技巧来帮助天然。这两者的结合大抵能达到尽善尽美。对我们所提的问题下个定论，我这番话是必须说的。[69]

朗吉弩斯在天才和技巧的关系上，观点非常明确，认为两者的结合才能达到“尽善尽美”。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引文中开头提到的“首篇所提示的原理”，指的是第二章“崇高的技巧”。朗吉弩斯集中批评了过分强调天才的观点。

他在探讨“究竟有没有使文章崇高或渊深这种技术”时提到并批评了这种天才观：有人以为，要把这些问题纳于规律是完全错误的想法。据说，崇高的天才是天生的，不能传授，而天分就是唯一能产生崇高的技术。所以，他们认为，天才的作品，绳之以僵硬的清规戒律，就不啻焚琴煮鹤。但是，朗吉弩斯明确表示，不同意这种唯天才论的观点：

而我却不以为然，试想在情绪高涨之时，人的性情固然往往不知守法，但仍不是天马行空，不可羁縻，可见他们的道理适得其反。虽则自然是万物的主因和原型，但是决定程度之强弱，机缘之是否适当，乃至训练和使用的准则，乃是科学方法的能事。况且，激昂的情绪，若不以理性控制，任其盲目冲动，随波逐流有若无舵之舟，定必更加危险。因为天才常常需要刺激，也常常需要羁縻。[70]

他进而声称，在人的一生中好运气固然是大幸，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要有见识，因为要是没有见识，运气“绝不足恃”。拿这种相互关系用到文学中去，天才有如佳运，技巧有如见识：

总之，在文学方面有些仅凭天分的效果，我们也只能从技巧上学来。所以，如果有人非难学习技巧，肯定把我这番话考虑一下，我想，他们就不会认为研究这些问题是多余而无用的了。[71]

（二）古和今

如何正确对待古今的关系，在美学—文学理论上从来都是一个重要问题。朗吉弩斯和贺拉斯一样是崇奉古典的，但他们两人也不尽相同。

首先，朗吉弩斯致力于寻求“文艺的真价值”的客观标准，而不是唯古是好，他的标准是能否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能否为广大群众所喜爱：

真正伟大的作品，是百读不厌的，很难甚且不可能抵抗它的魅力，它留给你牢固的、不可磨灭的印象。一般地说，凡是古往今来人人爱读的诗文，你可以认为它是真正美的、真正崇高的。因为若果不同习惯、不同生活、不同嗜好、不同年龄、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同一作品持同一意见，那么，各式各样批评者一致判断，就使我们对于他们所赞扬的作品深信不疑了。[72]

也就是说，他致力于追求超越时空和阶级的标准。这点在所有古典主义者都是相同的，朗吉弩斯和贺拉斯之间并无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