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书《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中，我写了一节《京都花事》，写了记忆中在北京我所知道的和所寻访的花。现在，忽然想到，还有几处重要的花，居然落下没有写。可见，有时候记忆并不可靠。虽说是亡羊补牢，却也应该补记上才是。

一处是中山会馆的玉簪花。

中山会馆在北京非常有名，相传最早是严嵩的花园别墅，清末被留美归来的唐绍仪买下，改建为带点儿洋味的会馆。1912年，孙中山当了大总统后来北京，就住在这里，中山会馆的名字由此得来。过白纸坊，从南横东街往南拐进珠朝街一点儿，就是中山会馆。中山会馆相当大，不算正院，光跨院就有十三座。所以，被清时诗人钱大昕盛赞为“荆高酒伴如相访，白纸坊南第一家”。

16年前夏天的一个下午，在中山后院的南跨院里，我见到一位老太太，77岁，鹤发童颜，广东中山县人，和孙中山是老乡。她家祖孙三代住在这里。

这是一座独立成章的小院，院门前有回廊和外面相连。我是贸然闯入，和老太太素不相识。不知为什么，老太太和我一见如故，搬来个小马扎，让我坐在她家宽敞的廊檐下，听她向我细数中山会馆的历史。说到兴头上，她站起身来，回到屋子里拿出厚厚的一本老相册翻给我看。小院里只有我们俩，安静异常，能听到风吹树叶的飒飒声。

翻到一页，黑色相册的纸页上，用银色相角贴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坐在公园里镂空而起伏有致的假山石旁。她告诉我：这是我的先生，已经去世20多年了。我问她这是在哪座公园里照的。她说：这不是在公园，就是原来在中山会馆这里照的。说着，她走下廊檐的台阶，带我向跨院外面走去。我上前要扶她，她摆摆手，腿脚很硬朗。来到前面已经杂乱不堪的院子，她向我指认当年院里的小桥流水、花木亭台，和她先生照相的地方。一切仿佛逝去得并不遥远。

不知为什么，那一刻，望着照片，望着眼前的院落，又望着她，我心里非常感动。不仅感动于她和她丈夫的这一份感情，同时感动于她愿意将这一切讲给素不相识的我听。如今，如此信任一个陌生人，简直是天方夜谭了。

和她告别，她送我出院门，那一刻，仿佛我是她的一位阔别多年的朋友。出院门的那一刻，我忽然看见沿着院门南墙下种着一溜儿玉簪，正盛开着洁白如玉的花朵，像是为小院镶嵌上的一道银色花边。我指着花对她说：真是漂亮！她对我说：还是那年我和我先生一起种的呢！一直开着！

16年过去了，突然又想起那一溜儿玉簪花，觉得真对不起老太太。怎么可以把这玉簪花忘了呢？她对素不相识的你，是那样地好，那样地信任，心无设防，温情而热情。如果老太太还健在的话，今年93岁了。

不要说是年纪大了，记性一定就差了，是你没有把人家放在心上。偶然的邂逅，细小的碰撞，却有着人世间少有而难得的信任与真情，你当初的感动，只是瞬间烟花的绽放，并不是那一溜儿玉簪花几十年一直持久地开放。

另一处是槐花。

小时候，我们大院里，有一棵老槐树。在我们大院前的那条老街上，种着好多槐树。记忆中的北京城，槐树很多，几乎到处都可以碰到。槐树，应该是北京的行道树。这样的印象，其实是不准确的，并不是槐树占尽风光。因为北京的树木品种很多，行道树也不只有槐树。但是，这样的印象，对于我却是根深蒂固的。

这样的印象，源于小学高年级到初中那几年，粮食总是不够吃。各家都想办法挣点儿钱，好去换点儿粮票。在我们大院里，不知谁发现了，槐花可以卖钱。因为槐花晒干了，可以入药。我们这条老街的东头，坐落着同仁堂药店的制药车间，那里就可以收购槐花。这样的信息被印证，迅速传开。于是，夏天槐树开花的时候，我们大院里，很多家的大人孩子都举着高高的竹竿，拿着麻袋，开始打槐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