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在这场运动中，“左倾”路线甚嚣尘上，学前教育备受冲击。
一、学前教育体制的破坏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同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两份文件的通过，标志着“**”正式开始，“文革”十年间，“极左”路线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学前教育事业受到破坏。“文革”否定了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来学前教育领域取得的成就，他们将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来的教育路线批判为“一条极力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把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苏联学前教育理论批判为“大肆吹捧、贩卖修正主义货色”，把成立于老解放区的“六一幼儿园”说成是“培养特殊阶层的、阴谋复辟资产主义的黑样板”，把对幼儿师资培训攻击为“刘少奇提出的建立一支所谓‘高水平’的学前教育师资队伍，突出业务”，把解放妇女劳动力和教育幼儿的双重任务批判为“脱离阶级斗争，单纯以生产为中心”。
“极左”路线还极力歪曲20世纪50年代培养幼儿德、智、体、美四育全面发展的学前教育方针。体育方面，他们把科学、合理的种种体育设施和措施当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大加斥责，致使幼儿园取消了合理的生活制度、科学的生活管理，体检工作不开展了，体育活动也被停止了。智育方面，他们把传播知识、发展智力批判为智育第一，不赞成对幼儿进行智力活动，致使儿童生活贫乏，智力发展受到阻碍。德育方面，他们以“极左”的政治口号代替幼儿园的日常行为规范，要求幼儿背诵毛泽东诗词、语录和“老三篇”（毛泽东著《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不注意培养幼儿的基本行为品德。美育方面，他们把美育视作资产阶级思想和情调的表现，要求幼儿表演造反歌舞、样板戏曲，不引导幼儿欣赏自然美和艺术美。
“极左”路线还攻击“文革”前建立的学前教育管理制度。他们认为“文革”前的管理制度是“管、卡、压”，应该被取消；宣称幼儿园的教师和保育员的分工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体现，园内各项工作应由全体教职工轮流担任。还把又红又专的园长和教师打成“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要求停办培养幼儿师资的幼儿师范学校。
在上述错误思想的引导下，“文革”期间我国学前教育体制被严重破坏，各地的幼儿园已无正常秩序可言，教养活动充满着严重的政治化和成人化。
二、学前教育机构的锐减
由于“极左”路线的破坏，“文革”开始之初，学前教育机构成了任人宰割的牺牲品，一度锐减：许多幼儿园园舍、场地被占用，不少人员被任意调离，幼儿园惨遭解散。据调查，南京市幼儿园被砍掉三分之一；吉林省和龙县90%以上的幼儿园被解散。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以及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全国各地的幼儿园才逐渐恢复并有所增长，但增长速度比较慢。比如，1973年的幼儿园数为4.55万所，比1965年增加1.3倍，但有9个省、市、自治区比1965年仍少，其中贵州减少60%，辽宁减少43%，云南和新疆减少41%，黑龙江减少35%，四川减少29%，湖北减少21.5%，内蒙古减少17.5%，北京减少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