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在9月初就已形成。当埃贝尔谴责国民公会中的“催眠派”的时候，各区的情绪日益激奋，它们的行动和请愿书也与日俱增。在这种热狂的气氛中，传来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土伦被王党分子交给英国人了！爱国的焦虑，对贵族阴谋的担忧，加上生计问题引起的不安，构成了引发一次恐怖主义冲动的最合适的因素。9月2日晚，雅各宾俱乐部为了救亡，决心采取行动。
1793年9月4日，一场长期受压抑的人民**爆发了。从早晨起，一群一群的工人（主要是建筑工人和军工工人）源源不断地开到沙滩广场，向巴黎市府要面包。这些群众的工人成分是不容置辩的。他们来自无套裤汉中最贫困的阶层，属于这些劳动者中的那些既非小店主、又非工匠的层次。他们的工资是用日益贬值的指券支付的，生活极度痛苦。市府的领导人试图让示威者平静下来，但纯属徒劳。示威者们高呼：“我们需要的不是许诺，而是面包，而且必须立即就给！”
肖梅特跳上一张桌子，喊道：“我先前也是穷人，所以我很了解什么是贫穷。这里发生的是一场富人反对穷人的公开战争，他们要把我们消灭掉。好吧！我们要先发制人！应当由我们来消灭他们，因为我们是有力量的！……”
人们决定第二天举行群众示威，用人民的心愿左右国民公会。
1793年9月5日，各区汇集了一支浩浩****的游行队伍，高喊着“向暴君宣战、向贵族宣战、向囤积者宣战”的口号，开向国民公会，把国民公会包围起来，然后以和平的方式涌入议会大厅。议员们在人民众目睽睽之下议事。首先，帕施代表巴黎市府和各区谴责囤积者的阴谋勾当和有产者的利己主义行为。随后，肖梅特宣读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建立一支革命军来保证农村的谷物征调，并安全地把征集到的谷物运到巴黎。比约-瓦雷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建议逮捕嫌疑分子，这在无套裤汉看来是很有必要的措施。国民公会不经征求救国委员会的意见就径直作出让步：不仅通过了逮捕嫌疑分子的法令，而且决定清洗那些负责查寻嫌疑分子的革命委员会。这就把恐怖提上了日程。根据巴雷尔的报告，国民公会还通过了一项关于建立一支由6000名步兵和1200名炮兵组成的革命军的提案。国民公会最后又通过了丹东的一项提议：限定各区每周只得举行两次集会，参加集会的公民每人发给40苏的津贴。
1793年9月4日和5日事件是人民的胜利。无套裤汉强迫政府采取了他们长期要求的措施。不过这个胜利并不彻底，因为9月5日的那些决议特别富于策略性。9月4日国民公会也只是作了建立普遍限价制度的许诺，而这种制度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要求。巴黎无套裤汉由于保持对国民公会的压力，才争取到谷物和饲料的全国最高限价（9月11日）和普遍最高限价（29日）的实行。山岳派资产阶级同样也不情愿损害经济自由。
这是人民的胜利，同时也是政府的胜利。因为法制得到了维护，合法的恐怖压倒了直接的行动。救国委员会也挺住了，它懂得及时退向自己所选择的阵地，结果它扩大了权力，革命政府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3.人民的成就和政府的巩固（1793年9—10月）
1793年9月4日和5日事件之后，人民仍保持着自己的压力，国民公会和救国委员会只好违心地走上恐怖和统制经济的道路。这场人民运动的影响是两方面的。它同时也使革命政府陷于同国民公会内部强大反对派的斗争，从而延缓了革命政府巩固的进程。各区和各俱乐部的活动分子要求通过广泛清洗行政机构，清除公共生活中的嫌疑分子，扩大镇压规模等方式强化恐怖统治。持续的生计危机从另一方面促使他们坚持主张实行对经济的全面管制，实现早已许诺、但一再被推迟的普遍限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