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限制中方能显出高手，否则，奥运会就将成为兴奋剂和乱来的狂欢节，而不是公平竞技的盛会。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八股文能够相当有效地测试出人们的智力与素养水平，并使这种测试具有了相对公平的客观标准。从而，才在相当长时间里，使诸多家境贫寒却富有才华之士，通过它走上了中国历史的前台。
为此，将其全然视为垃圾，确有让人颇感踌躇之处。就如诗词格律一样，可以产生李白苏东坡，也可以产生冬烘学究，还可以产生**词浪曲。全部的要害在于内容而非形式。明清两代五百多年，中国人由宋元时期的世界领先地位，全面落后，以至于在思想文化领域堕入可笑之境地，以专制暴政程朱理学禁锢民族头脑与心灵为其大端。切齿痛骂八股文，就和憎恨满江红、浪淘沙这些词牌子一样，就算不是找错了对象，至少是不必花费那么大的力气。因为，那只是一架风车而已。
然而，以帝国之大，人才之众，在如此苛刻的条件下，也时常会在近乎不可能时，闪现出一些真正的灵光。
比如，梁章钜的《制艺丛话》中记载：有一个叫赵时春的孩子，时年九岁，八股文作得相当漂亮。我们知道，当时的岁数是以虚岁计算的。这位可能刚满八岁的孩子，在县里应试时，被考官怀疑其背后有枪手。于是，将其揪出，当场出题考之。题为“子曰”，令其破题。孩子应声答道：“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句借苏轼，暗含“子曰”之意，一时举座皆惊。考官当即又以孩子的名字“赵时春”为题，令其破之。孩子答曰：“姓冠百家之首，名居四序之先。”哪怕为了夸饰其能，将这孩子的岁数缩小了，其破题之巧，都足以令人叹为观止。这个故事，也曾经被人用到了张居正的身上。因此，无从探究其真实程度，且探究起来的意义有多大，也是疑问。
张居正作八股文时，题目出自《大学》，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今天看来，这根本就是废话，当时确是圣贤之言。张居正的破题是：“善理财者，得其道而自裕焉。”——善于理财的人，懂得真谛，自然会富裕有余。后来，张居正的确用他的治国实践，准确证实了此破题不虚。
我们知道，中国民间流传着大量关于朱元璋联诗作对子的故事，可见不是无根传言。帝国风气应是其来有自。
还有一则记载，则从另外一个角度，相当贴切地表明了帝国士大夫的心态——
刘健是明孝宗弘治皇帝时的文渊阁大学士，就是弘治皇帝临死时，拉着手拜托他照顾正德皇帝的那位。此人一生专治程朱理学，后官居首辅，主持国家大政。其人在历史上官声还算不错。他曾经多次对李白杜甫等表达了坚定的不屑：“现在的后生晚辈实在可笑，当了进士，就去学着作诗。有什么用？就像李杜者流，不过是两个醉汉。放着许多好人不学，偏要去学醉汉。”
帝国读书人的主流代表如是说，可以部分地证实了从明朝开始，我国思想文化领域里如何急遽萎缩的状况。若与朱元璋其他施政相结合，也可以部分地说明，到宋元时期仍然领先于世界的中国经济文化，是如何在大明帝国时期开始退化的。
从这些做法上判断，朱元璋在心理上，很有可能具有某种近乎偏执狂般的完美主义倾向。不言而喻，任何在国家治理上的理想化偏执作为，其最终，必定导向灾难性的后果。揆诸世界历史，至今还找不到相反的案例。
或许令当时的读书人感到欣慰的一点是，在这里，学习与考试的范围倒是完全一致，就是本诸四书五经。
帝国规定，考试时，严格禁止触及现实，亦严格禁止触及政治。这些规定，可不是说说而已。违反了这一禁条，不仅仅是落榜了事，有时是会出人命的。张居正中试前后，发生了两次诛杀大臣的事件，都与此有关。
一次是在张居正中试的三年前，皇帝将山东乡试的主持人叶经逮捕下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