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常去沃尔恰尼诺夫家。通常我都坐在露台最低一级台阶上。我心情烦闷，对自己不满，遗憾自己的日子流逝得如此匆忙、无趣，我总在想，要是能把我这颗心从胸膛里掏出来就好了，因为它真的太沉重了。而此时露台上却有人在说话，听得到衣裙的窸窣声，有人在翻书。我很快就熟悉了这种情况：丽达白天接诊病人，分发书籍，经常出门去村里，不戴头饰[4]，撑着一把伞，晚上则大声谈论地方自治局，谈论小学。这位纤瘦、漂亮、始终一本正经、长着一张乖巧小嘴的姑娘，每当谈及正事时，都会冷冷地对我说：
“这您不感兴趣。”
我没能博得她的好感。她不喜欢我，因为我是一名风景画家，我的画作没能描绘出人民的疾苦，因为她觉得，似乎我对她坚定的信念漠不关心。我记得自己曾策马于贝加尔湖岸，迎面遇见一位布里亚特女郎，她身穿一件衬衫和一条蓝粗布裤子，骑在马上；我问她是否愿意把她的烟斗卖给我，当我们谈话时，她鄙夷地望着我这张欧洲人的面孔和我的帽子，顿时厌恶地不愿理我，于是她吆喝一声，纵马疾驰而去。丽达也正是这样鄙视我身上的异类特征。明地里她丝毫没有表现出对我的厌恶，可我感觉得到，于是每当我坐在露台最低的台阶上时，心中总是愤恨不已，并说：倘若你不是医生，却要去给庄稼汉们治病，这就意味着欺骗；倘若你有两千俄亩，轻而易举就能做个慈善家。
而她的妹妹蜜秀思则整日无忧无虑，过着自己悠闲自在的生活，就像我一样。她早上一起床，便埋头看起书来，坐在露台上一把深陷的圈椅里，这样她的两只小脚就只能勉强碰到地面，或者拿一本书躲到椴树林荫道上去，或者出了大门到野外去。她一读就是一整天，眼睛贪婪地盯着书本，只有从她偶显疲乏、困顿的眼神和极端苍白的脸色才能猜到，这样的阅读让她多么耗神。每次我来，她见到我，就微微脸红，放下书本，用一双大眼睛盯着我的脸，兴致勃勃地讲述这里发生的事情，譬如下房里煤烟子着火了，或者男佣在池塘里捉住了一条大鱼，等等。平日里她常穿一件浅色的小衬衫和一条深蓝色的裙子。我们一起散步，摘樱桃做果酱用，一起划船，每当她跳起来去够樱桃，或者划桨的时候，从她宽大的衣袖里就露出她那纤细、瘦弱的胳膊。有时候我画素描，她就站在一旁观看，赞不绝口。
七月底的一个礼拜天，我来沃尔恰尼诺夫家里玩，当时是早上九点左右。我在园子里走来走去，与她们家保持着较远的距离，搜寻着那种夏天里发得很多的白蘑菇，并在它们附近做上记号，以便待会儿好跟任尼娅一起采摘。暖风熏人。我看见任尼娅和她的母亲，两人都穿着浅色的节日盛装，从教堂里回家来了，任尼娅还扶着自己的帽子，免得被风吹跑。随后我又听到，她们一家在露台上喝茶。
对于我这个无牵无挂、总在为自己一贯游手好闲寻找借口的人来说，庄园里这些夏季假日的清晨总是异常引人入胜。当葱郁的花园里露气未干，整个花园都闪耀着太阳的光芒、充满幸福的喜悦的时候，当屋旁散发着木犀草和夹竹桃的芬芳、年轻的人们刚从教堂回来在花园里喝茶的时候，当大家都穿戴整齐、快快活活的时候，当你知道，所有这些健康、饱食、漂亮的人一整天都将无所事事的时候，你就不禁想要整个生活都是这般模样。此时我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思，在花园里来回走动，宁愿就这么无所事事、漫无目的地走上一整天，走上整整一个夏季。
任尼娅挎着篮子来了，从她的神情来看，她似乎知道或预感到会在花园里找到我。我们采着蘑菇，说着话，每当她要问我什么事情时，都要走上前来，以便看见我的脸。
“昨天我们村里出了奇迹，”她说，“瘸女人佩拉吉娅病了一整年了，无论什么大夫、什么药都没顶用，而昨天一个老婆子叽里咕噜念了几句，结果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