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
张爱玲的语言，无数次重温后依旧是经典。
只是，红白之间的泾渭起初并不分明。恋爱时，都曾是热烈烂漫的红玫瑰，婚后，却变成了尴尬嫌弃的饭黏子。一番变色间是怎样的百转千回？
或许，那个叫许广平的女子有过真切的体会。
1923年10月，鲁迅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中国小说史。
开学第一天，上课的钟声还没收住余音，一个黑影便在嘈杂中一闪，个子不高的新先生走上了讲台。坐在第一排的许广平，首先注意到的是那两寸长的头发，粗且硬，笔挺地竖着，真当得起“怒发冲冠”的“冲”字。褪色的暗绿夹袍与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成了同样的颜色。
手弯上、裤子上、夹袍内外的许多补丁，炫耀着异样的光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也满是补丁。讲台短，黑板长，他讲课写字时常从讲台跳上跳下，补丁就一闪一闪，像黑夜中的满天星斗，熠熠耀眼。
女生们哗笑：“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
可是，当他以浓重绍兴口音的“蓝青官话”开始讲课时，教室很快肃静无声——课程的内容把学生们慑住了。
从此，许广平总是坐在教室第一排。
听了一年课，她主动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那些信件后来在1933年被编辑成《两地书》。
同时代的情书大多炽烈得肉麻，就像徐志摩的《爱眉小札》，无关的人看了常生出红烧肉吃多了似的黏腻。《两地书》却不同，琐琐碎碎的家长里短透出俏皮的会心。我们太熟悉那个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与许广平的信里，冷不丁冒出个小清新、小温暖、小淘气的中年怪“蜀黍”，还真有意外的喜感。
两人照例谈女师大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因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许广平是学潮的骨干，也会聊变革时代思想的苦涩与纠结，但最生动的，却是那些絮叨却字字关情的闲话。
我到邮政代办处的路，大约有八十步，再加八十步，才到便所，所以我一天总要走过三四回，因为我须去小解，而它就在中途，只要伸首一窥，毫不费事。天一黑，我就不到那里去了，就在楼下的草地上了事。此地的生活法，就是如此散漫，真是闻所未闻……但到天暗，我已不到草地上走，连晚上小解也不下楼去了，就用瓷的唾壶装着，看没有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这虽近于无赖，然而他们的设备如此不完全，我也只得如此。
这是1926年秋天，鲁迅给许广平信中的白描。未必大雅的闲事，他独独写在信里告诉她。在他心里，她应该不是坐在第一排听课的小学生，而是熨帖的饮食男女，距离微妙却懂他的欢喜。
又或者，他有点发誓似的说，班里的女学生只有五个，大约也有漂亮的，但他每每不看她们，即使她们问询一些人生啊苦闷啊的问题，他也总是低着头应对。
于是，许广平回信说，如此幼稚的信，幸好没有别人看到。
两个人没有想到，八十年后，我看得哈哈大笑。一番唇舌打趣，和你我身边普通的恋爱着的男女无异。
许广平给鲁迅织了一件毛背心，鲁迅穿在身上写信说，暖暖的，冬天的棉衣可省了。
没有矫情的文字，却充满了爱的温馨，还有关于心灵的隐秘、戏谑或者艰辛的分享。世界上，能与你分享光鲜和甜蜜的不一定是爱人，但能撕下表面的鲜亮，分担内里的艰难的，一定是。
或许，不是1926年秋天的毛背心拴住了鲁迅，而是，爱情本来就是一件温暖的毛背心。
1925年10月20日的晚上，在鲁迅西三条寓所的工作室“老虎尾巴”，他坐在靠书桌的藤椅上，她坐在床头，二十七岁的她首先握住了他的手，他回报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
他说：“你战胜了！”她则羞涩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