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有一次文学界聚会，讨论的话题似乎有关军事文学的发展，到场皆重磅人物。某君当时身居部门要职，自然是有他的话语权的。但同在主桌上，还坐
着某公，论地位，论身份，论革命资历，话语权好像应该更大一些。可某君学问太多，讲得兴起，却未注意时钟的针，在向十二点开饭时间接近；更未注意身边某公的脸色，开始晴转多云。因此，主持会议者，和底下的听众，都觉得还剩下五分钟，够更有话语权的某公发挥的吗？而小餐厅里已经杯子碟子，叮当作响。所以，某君结束讲话后，主持人请面有愠色的某公作指示时，可想而知会是一个什么尴尬场面了。
这种生活中的小小摩擦，事属难免。过去以后，也就拉倒。何况某公和某君，如今都已作古，还有什么好“较真”的呢？但人们通常想不开“死后原知万事空”的这个道理。活着的时候，话语权对于名流来讲，还是很在乎的。至于讲了些什么，无关紧要，话语权的权，是不能被人忽视的。所以，在文坛上，这类自以为是的名嘴，你好意思让他免开尊口吗？假如他资格甚老，年岁一把，假如他职务不低，来头甚大，假如他手持绿卡，放洋归来，假如他与昆德拉、马尔克斯，拜过把子，假如他与诺贝尔文学奖基金会，签过什么得奖意向书之类，假如他其实并没有写过什么了得的作品，可自我感觉是大师之辈，坐在那里唾沫星子乱飞，前言不搭后语地指点众生，你能不按住性子，洗耳恭听吗？
其实，贝利先生坐在看台上，作怡然状，一言不发，人家不会把他当哑巴卖了。更不能因为他保持礼貌的沉默，或即使管不住自己的舌头，说一点不咸不淡的话，也不会把他那顶前球王的皇冠，轻易褫夺了的。
巴西足球队的球星马里奥说：贝利“精神上有问题，任何生活在过去的人，都会进入博物馆”，“贝利现在对我们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人们现在踢球的方式同他过去完全不一样了。贝利已成为过去”。我想，这位也不被贝利看好的球星，道出了一个真理：昨天的道理，只适用于昨天，而活生生的现实，却必须，也只能用今天的道理来解释。胶柱鼓瑟，刻舟求剑，就难免要出笑话了。
名人好“乱讲”，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弄不清楚他已经“成为过去”的这个事实。李世民当皇帝时，有一位从隋朝一直当官到唐朝的封德彝先生，他大概是鲁迅笔下的那位九斤老太的前辈，老怀念他的昨天，而对今天痛心疾首。正如贝利总是回忆他在绿茵场驰骋时那份风光一样，而对发展到了今天的足球运动，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封德彝认为“三代以还，人皆浇讹”，一代不如一代，已经无法教化了。魏徵当着李世民反驳他：“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
由于这位老先生抱着过去的观点，所以，李世民要这位封老先生举荐贤人，一直没有动静。李世民急了，问他，你是怎么回事？他这张嘴完全可以撒个谎，譬如与同僚搓麻将啦，譬如和小秘风流啦，搪塞过去。但他意识到自己是张名嘴，岂能泛泛而言？他对李世民说：“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唐太宗当即火了（有没有拍桌子，不得而知）：“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
唐太宗的话，若用现代语言，也就是你封德彝在“乱讲”罢了。
“乱讲”，有多种。海湾战争中美军司令员鲍威尔，他著了一部书，其中讲到他在越南战场上，到中部的顺化机场当指挥官的经历。有一位飞行员不满机场由鲍威尔这样一位外行来领导，向他挑战，问他要不要跟着上天去飞行一次。想到此事关乎尊严，他就爬进机舱飞上蓝天。当然，飞行员显然是想折磨他，让他很领受了一番高速飞行的痛苦。不过，当他看到地面河堤上的铁轨时，忙问飞机的方位。那个飞行员说，大约在广治以北一点点。他骂了：“你这个该死的笨蛋，赶快回头，我们正在北越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