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当张岳将一份厚厚的、充满数据和逻辑推演的 “精器坊内部核查报告” 呈送到御前时，朱棣看着那冰冷枯燥的文字和图表，心中的怒火与失望交织。报告证明了精器坊内部流程在“理论上”的严密，也指出了一些“可能的”管理漏洞，但对于“谁是内鬼”、“数据如何泄露”这两个核心问题，答案依然是：“参数不足，无法确定”。

“这就是你给朕的交代？”朱棣将报告摔在御案上，声音冷得能冻裂金石，“死了朕的军官，丢了朕的机密，你就给朕看这些‘可能’、‘或许’、‘参数不足’？张岳，你是不是觉得，满朝文武，都是傻子？！”

张岳跪在下方，身体微不可察地僵了一下。皇帝的怒火和质疑，是他“生存优化程序”目前面临的最大威胁。他试图用更复杂的逻辑去解释：“陛下，袭击事件乃精心策划，非内部松散可致。臣之核查，已排除大部分低级泄密可能。若确有内奸，其必潜伏极深，且拥有高超之反侦察能力。欲揪出此等人物，需更长时间、更多……”

“够了！”朱棣粗暴地打断他，“朕没时间听你这些废话！东厂和锦衣卫的初步查勘已有结果，袭击者使用的兵器和撤退路线，显示其绝非寻常匪类，极可能与军中败类或某些与海外有染的势力有关！而你精器坊，上下人员复杂，与外界联络频繁，正是最大的嫌疑所在！”

皇帝的话，几乎是将“内奸”的帽子，半扣在了精器坊头上。虽然他没有直接定张岳的罪，但这已经是最严厉的警告和最深的怀疑。

张岳感到自己那套赖以生存的“理性逻辑”世界，正在皇帝的“非理性”震怒和外界汹涌的怀疑浪潮中，一点点崩塌。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严密的数据分析和逻辑推演，无法换取信任？为什么“参数不足”不能成为暂时搁置的理由？为什么所有人都要用一种充满情绪和偏见的方式来看待问题？

就在张岳陷入前所未有的逻辑困境与生存危机时，郑和从东南前线发来的一封密奏，送到了朱棣手中。密奏中，郑和没有落井下石指责张岳，反而以一种更加冷静和战略性的角度，分析了此次袭击事件：

首先，他承认数据泄露对新武器研发是重大打击，但也指出，敌人急于获取此数据，恰恰证明“突击炮艇”的思路击中了其弱点或引起了其高度兴趣。

其次，他提醒皇帝，袭击发生在京郊，敌人能如此精准地掌握军官行踪和护卫力量，说明其在京师附近可能存在眼线或内应网络，这比精器坊内部是否有奸细更加致命。

最后，他建议，与其在精器坊内部进行可能引发更大混乱和抵触的“清洗”，不如双管齐下：一方面，由东厂、锦衣卫牵头，对京师及周边与海外有联系的势力、可能接触军情的人员进行秘密排查；另一方面，精器坊的后续项目（包括“突击炮艇”的改进和其他新武器研发）必须引入严格的外部监督与保密机制，甚至可以考虑将部分非核心工序分散到其他可靠工坊，以降低单点风险。

郑和的奏疏，如同在熊熊燃烧的怒火中，注入了一股冷静的理性之泉。他没有为张岳开脱，但将问题的焦点从“精器坊是否有罪”，提升到了 “如何构建更安全的技术研发与保密体系” 的战略高度。这既回应了皇帝的担忧，也为陷入僵局的调查和张岳的困境，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出路。

朱棣反复阅读郑和的奏疏，怒火渐渐平息，代之以深沉的思虑。他不得不承认，郑和的建议更加周全和长远。单纯的愤怒和猜忌解决不了问题，确保未来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才是关键。

最终，朱棣做出了决定：东厂、锦衣卫扩大调查范围，重点排查京师内外可疑势力；精器坊内部整肃暂告一段落，但张岳 “督管不力，致生巨患”，罚俸一年，留职戴罪；同时，着工部、兵部、五军都督府，会同精器坊及郑和所部代表，立即组建 “军器研制与保密联席司” ，由皇帝直接指派亲信太监提督，负责今后所有重要军器项目的统筹、监督与保密事宜，精器坊须无条件配合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