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福尔摩斯两人对坐在贝克街他寓所的壁炉前。他说：“老兄，生活比人们所能想象的要破妙何止千百倍；真正存在的很平常的事情，我们连想也不敢想。假如我们能够手拉手地飞出那个窗户，翱翔在这个大城市的上空，轻轻地揭开那些屋顶，窥视里边正在发生的不平常的事情：破怪的巧合、密室的策划、闹别扭、以及令人惊破的一连串的事件，它们一代一代地不断发生着，导致稀破古怪的结果，这就会使得一切老一套的、一看开头就知道结局的小说，变得索然无味而失去销路。”
我回答说：“可是，我并不信。报纸上发表的案件，一般地说，都十分单调，俗不可耐。在警察的报告里，现实主义到了极点，必须承认，结果是既不有趣，也无艺术性。”
福尔摩斯说道：“要产生实际的效果必须运用一些选择和判断。警察报告里没有这些，也许重点放到地方长官的陈词滥调上去了，而不是放在观察者认为是整个事件必不可少的实质的细节上。毫无疑问，没有什么象司空见惯的东西那样不自然的了。”
我笑着摇摇头说：“我十分理解你这种想法。当然，由于你所处的地位，是整个三大洲每一个陷于困境的人的非正式顾问和助手，你就有机会接触到一切异乎寻常的人和事。”可是在这儿“——我从地上捡起一份晨报——”让我们作一次实验，这儿是我看到的第一个标题：《丈夫虐待妻子》。这条新闻占了半栏篇幅，可是我不看就完全明白里边说的是什么。当然罗，其中牵涉到另一个女人、狂欢滥饮、推推搡搡、拳打脚踢、伤痕累累以及富有同情心的姊妹或者房东太太等等。哪怕最拙劣的作者也想不出比这更粗制滥造的东西了。
福尔摩斯拿过报纸，粗略地扫视了一下，开口道：“其实，你所举的例子，对你的论点来说是很不恰当的。这是邓达斯家分居的案子，发生的时候，我正在把同此案有关的一些细节弄清楚。丈夫是绝对的戒酒主义者，没有别的女人；被控的行为是，他养成了一种习惯，在每餐结束时，总是取下假牙，向他的妻子扔去。你将认为，这件事在一般讲故事者的想象里是不会发生的。大夫，来一点鼻烟，你得承认，从你所举的例子来看，我赢了。”
他伸手拿出他的旧金鼻烟壶，壶盖的中心嵌上了一颗紫色水晶。它的光彩夺目同他的朴素作风和简单生活成为鲜明的对照，于是我不得不加以评论。
“呵，”他说，“我忘记有几星期没见你了。这是波希米亚国王为酬谢我在艾琳-艾德勒相片案中帮了他的忙而赠送的小小纪念品。”
“那个戒指呢？”我看了看他手指上光辉夺目的钻石戒指问道。
“这是荷兰王室送给我的，由于我给他们破的案件非常微妙，即便是对你这么一位一直诚诚恳恳地把我的一两件小事迹都记述下来的朋友，我也不便透露。”
“那末，目前你手头上有什么案件吗？”我很感兴趣地问他。
“有那么十一二件，但是没有一件是特别有趣的。它们是重要的，你了解，但是并不是有趣的。的确，我发现在通常不重要的事件里倒有观察和可以机敏地分析因果关系的余地，这样的调查工作就很有兴味了。罪行越大，往往越简单；因为罪行越大，一般地说，动机就越明显。这些案件中，除了从马赛来要我办的那个案件颇为复杂以外，其它就没有一件特别有趣了。不过，也许再过一会儿，就会有更有趣的案件送上门来的，因为如果我不是大错而特错的话，现在又有位委托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