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交往很密切的那些年月里，提供我朋友夏洛克·福尔摩斯解决的所有问题中，只有两件案子是通过我介绍而引其他注意的：一件是哈瑟利先生大拇指案，另一件是沃伯顿上校发疯案。在这两件案子中，对一位机敏而又有独到见解的读者来说，后一件可能更值得探讨。但是，前一件，一开头就十分奇特，事情的细节又非常富有戏剧性，因此它也许更值得记述，虽然它很少用得上我朋友取得卓越成就所运用的那些进行推理的演绎法。我相信，这个故事在报纸上已经登载过不止一次了。但是，就象所有其它诸如此类的叙述那样，只用半栏篇幅笼统地登出来，结果远未引仆人们的注意。因此，还不如让事实慢慢地在你眼前展开，并且让案情之谜随着每一项有助于进一步使人了解全部事实真相的新发现而逐渐得到解决，这样更加引人入胜。当时的情景，给我的印象很深，尽管时光流逝，两年过去了，我似乎还记忆犹新。
我现在要扼要讲讲的故事发生在我结婚后不久的一八八九年的夏天。我那时已重新开业行医，并且终于把福尔摩斯一个人舍弃在贝克街的寓所里，虽然我还不时地探望他，甚至偶尔还劝说他去掉他那豪放不羁的习性来我家作客。我的业务蒸蒸日上，凑巧我的住处离帕丁顿车站不远，有几位铁路员工就到我这里来看病。由于我治好了他们当中一位所患的痛苦缠绵的病，他就不厌其烦地到处大肆宣传我的医术，尽量将他能够对之施加影响的每一个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诊治。
一天早晨，将近七点钟的时候，我被女佣人的敲门声吵醒。她对我说，从帕丁顿来了两个人，正在诊室里等候。我急忙穿上衣服，匆匆下楼。因为经验告诉我，铁路上来的人，病情大都是相当严重的。我下楼后，我的老伙伴——那个铁路警察从诊室里走了出来，并随手把门紧紧地关上。
“我把他带到这儿来了，”他把大拇指举到肩头朝后指指，悄悄地说：“他现在问题不大了。”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道，因为他的举止使我感到似乎他把一个怪物关在我的房间里了。
“是一个新病人，”他悄悄地说，“我认为我最好还是亲自把他送来，这样他就溜不掉了。我现在就得走，大夫，我和你一样，还得值班去，他现在在里边安然无恙了。”说完，这位忠实的介绍人，甚至不让我有向他道谢的机会，就一下子走掉了。
我走进诊室，发现有一位先生坐在桌旁。他穿着朴素，一身花呢衣服，一顶软帽放在我的几本书上面。他的一只手裹着一块手帕，手帕上斑斑点点尽是血迹。他很年轻，看上去最多不超过二十五岁，容貌英俊，但面色极其苍白。给我的印象是，他正在用他全部的意志来极力控制由于某种剧烈的震动而产生的痛苦。
“我很抱歉这么早就把您吵醒了，大夫，”他说，“我在夜里遇到了一件极其严重的事故。今天早晨我乘火车来到这里，在帕丁顿车站打听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医生时，一位好心人非常爇心地把我护送到这里来了。我给了女佣人一张名片，我看到她将它放到旁边的桌子上了。”
我拿起名片瞧了一下，见上面印着：维克托-哈瑟利先生，水利工程师，维多利亚街16号甲（四楼）。这就是这位客人的姓名、身份和地址。“很抱歉，让您久等了，”我边说边坐在我的靠椅上，“我看得出您刚刚坐了一整夜的车，夜间乘车本来是一件单调乏味的事情。”
“噢，我这一宵可不能说是单调乏味，”他说着不禁放声大笑起来，笑声又高又尖。他身子往后靠在椅子上，捧腹大笑不忍。这笑声引起我医学本能极大的反感。
“别笑了！”我喊道，“镇定镇定吧！”我从玻璃水瓶里倒了一杯水给他。
然而，这根本不起作用，他正在歇斯底里大发作。这是一种性格坚强的人在渡过一场巨大危难之后所产生的歇斯底里。片刻间，他又清醒过来，津疲力竭，面色苍白。
“我真是出尽了洋相，”他气喘吁吁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