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问了他的当事人几个有关从小成长环境的问题。卡莱卡马卡说，他在瓦胡岛长大，他的父亲在那里的甘蔗种植园工作；他有两个姐妹，四个兄弟；他是在一个公理会教堂受洗的；他当过童子军；他的爱好包括游泳和钓鱼。在高中时，他是一名优等生；夏天，他在甘蔗地里从早上5点工作到下午2点，把工资攒下来以备上大学时的不时之需。18岁那年，他第一次离开毛伊岛（他甚至从来没去过檀香山），他坐飞机到西雅图，进入华盛顿大学学习，并找了一份晚间的工作，在69街和罗斯福街交叉口处一家叫“小酒馆”的餐厅里打杂工。
我父亲很快就安排了一次精神疾病评估。“在我看来，杀人的动机仍然存在，仅仅是我的猜测，”一位精神病医生反馈给他，“也有可能这种动机会始终隐藏在那里。英格·比林斯曾经对卡莱卡马卡先生的打招呼不理不睬，所以犯罪动机可能来自性幻想，他对这个似乎具有敌意的母性形象和性探究对象产生了性幻想。犯罪的动机可能源自某种无意识甚至是有意识的性冲动，但是正如我所说，这些都属于猜测。目前，卡莱卡马卡先生是理性的，合作的，逻辑清楚，目标明确的，随和的，没有任何妄想症。他对当前事件的情绪是和谐的。他目前没有精神疾病，也没有精神病学上的障碍影响他接受审讯。”
父亲开始准备以精神失常来为他辩护，但是卡莱卡马卡出于内疚，阻止了父亲，卡莱卡马卡认了罪，并被判处终身监禁。而现在，四十多岁的他又来给父亲写信想要上诉。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便试图把这件事转给父亲的律所，我在那里得知，在被告认罪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上诉的。我只好写信告诉了卡莱卡马卡，我还告诉他我父亲已经去世了，建议他重新找一位律师，因为其他律师可能会与我在父亲的律所询问的那位律师有不同的观点。我写后面这段话大概率是出于自我安慰，因为我不想让他的希望破灭。
“我之前告诉他我想接受惩罚，”卡莱卡马卡回信说，“他”指的是我父亲，“他说，将来有一天，我可能会改变主意，所以要留有余地，但我当时很确定。还有一次他说：‘你想要接受的这个惩罚，将是终身监禁。你才19岁。你只是暂时疯了。’我被判了刑，他一句话也没说。他只是低下头，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直到他们把我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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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本书前面提到的那位左翼年轻茶艺师名叫艾普瑞·奥尔森，就是不认同靠剥削用人来获得幸福的那位，她在我看来就像连载漫画里的“小孤儿安妮”。话虽这么说，但她的头发既不是明显的橙色，也没有那么蓬，而像是翻涌的波浪，翻涌在不畏艰险的流浪儿头顶。相比于红色或橙色，她的发色更接近于赤褐色，而且发量极多，像棉花糖一样堆在头顶，直接给艾普瑞的身高增加了十分之一。头发下面，她的脸倒成了次要的，甚至是附带的，缩在上面的波浪和下面的衣服中间。她穿的是有很多口袋的工装裤，还有一件苏联军队风格的夹克衫。如果让我猜，我会猜她选择衣服时主要考虑的是自我防卫，并且希望没人来烦她。有一次，她从我附近的桌子上收茶具时告诉我，她正在考虑皈依佛门，去尼姑庵里生活。我问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她回答说：“因为我不想要这个国家提供的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