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肯定，但是我想好像是放了一半下来，对，我记得他为了打开窗户，把窗帘拉起来了。我找手杖却没有找到，他说：‘没关系，我的孩子，我希望以后能经常见到你，我会把它收藏好，下次你来的时候再拿走。’我离开他的时候，卧室里的保险柜是开着的，那些分成几小包的字据还摆在桌上。天太晚了，当然不能回布莱克希斯，我就在安纳利·阿姆斯旅馆过了一夜。剩下的事我就不知道了，直到今天早晨看报纸才知道了这件恐怖的事情。”

“你还有别的疑问吗，福尔摩斯先生?”雷斯德说，他在听年轻人讲这段不寻常的经历的时候，我见他有一两次扬起了眉毛。

“在我没有去布莱克希斯以前，没什么要问的了。”

“你是说没有去诺伍德以前吧?”雷斯德说。

“啊，对，是诺伍德。”福尔摩斯脸上带着那种莫测高深的微笑。雷斯德从经验得知，福尔摩斯的脑袋是一把锋利的剃刀，能切开他看来一切坚硬的东西。他只是不愿承认这一点。我见他好奇地看着我的同伴。

“呆会儿我想跟你说一两句话，福尔摩斯先生。”他说，“好吧，玛克弗兰先生，我的两个警士和一辆四轮马车在等着。”这个年轻人站了起来，带着可怜而祈求的目光望了我们一眼。警察带着他上了马车，但雷斯德留下了。福尔摩斯正在看年轻人留给他的那几页遗嘱草稿，显得十分感兴趣。

“这份遗嘱的确有些特点，雷斯德，你看呢?”他说着便把草稿递过去。“头几行和第二页中间几句我能看出来，还有最后一两行。这些像印的一样清楚，”他说，“其余的都模糊不清，有三个地方我根本一点也认不出来。“‘你如何解释这一点?”福尔摩斯说。“你如何解释呢?“‘是在火车上写的遗嘱，清楚的部分说明火车当时停在站里，不清楚的部分说明火车在行驶，最不清楚的部分说明火车正经过岔道。如果有经验，能立刻断定这是在一条郊区铁路线上写出来的，因为在别的地方不可能接二连三碰到岔道。他可能用一趟快车的全程时间来写这份遗嘱，而这趟车在诺伍德和伦敦桥之间只停一次。”

雷斯德笑了起来。“在分析问题上你比我强，福尔摩斯先生，”他说，“但你说的与案子有什么关系呢?”“它能充分证明年轻人所谈的这份遗嘱是约纳斯·奥德科昨天在旅途中拟好的。一个人用这样一种随便的方式写一份重要的东西，这难道不奇怪吗?同时也说明实际上他并不重视这份遗嘱，根本不想让自己立的遗嘱发生效力才会这样干。”

“这等于他同时给自己写了一张死刑判决书。”雷斯德说。

“哦，你这样想吗?”

“你不这样认为吗?”

“很可能，不过这件案子对我来说还不清楚。”

“不清楚?如果这样一件案子都不算清楚的话，还有什么算得上是清楚的呢?一旦某个年轻人忽然知道只要某个人死了，他就可以继承一笔财产，他怎么办?他会悄悄地安排某种借口在当天晚上去拜访他的委托人。等到别人入睡时，在卧室里杀死他的委托人，焚尸灭迹，然后逃到一家附近旅馆住下。卧室里和手杖上的血迹都很少。可能他原以为连这一点点血迹也不会留下，并且以为只要尸体毁了，足可掩盖委托人如何死亡的一切痕迹，因为那些痕迹早晚要把他暴露出来。这不是很明显吗?“可是你说的使我感到过于简单直白，”福尔摩斯说，“你没有把想像力和你的许多长处结合起来。如果你能换个角度，假设你是这个年轻人，你会选择接受遗嘱的当天晚上行凶杀人吗?你不认为把立遗嘱和行凶两件事紧密联接是极其危险的吗?还有，你会选择有第三者知道你来过这儿的时候作案吗?还有最后一点，你会那么煞费苦心地藏尸体，而又遗下手杖作为你行凶的证据吗?雷斯德，这些都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