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中掌握着数量庞大的关于福尔摩斯办案的资料，这缘于福尔摩斯的业务活动已有二十三年之久，并且我在十七年中一直是他的忠诚的合作伙伴和案情记录者。对我而言，问题不是如何找资料，而是如何选择。书架上摆满逐年记录的文件，还有许多塞满了材料的文件箱，这一切不仅对于研究犯罪的人来说，即使对于研究维多利亚晚期社会及官方丑闻的人来说，也不亚于一个完整的资料库。关于官方丑闻，我可以保证，凡是那些写过焦虑的来信要求给他们的家庭荣誉和声名显赫的祖先保守秘密的人，都大可放心。我在选材时，依然深记福尔摩斯特有的谨慎态度和高度的职业责任感，绝不会辜负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对近来有人企图攫取和销毁这些文件的行为我是坚决反对的。此次事件的指使者为何人，我们早已了然于心，我代表福尔摩斯先生宣布，类似行为若再有发生，一切有关某政客、某灯塔以及某驯养的鸬鹚的全部秘密将公诸于世。对此，我相信至少有一个读者是很了解的。

再者，我曾在回忆录中不遗余力地再三说明，福尔摩斯并非在每一个案件中都大显身手，显示出他那特异的洞察力和观察分析的天才。有的时候他也必须花费极大力气去摘果实，但有时果实则自动掉在他怀里。常常是最骇人听闻的人间悲剧却成了最不给他显示个人才能机会的案件，现在我要叙述的就是这样一件案子。我稍稍改换了姓名和地点，除此而外，皆为事实。

一八九六年末的一天上午，我收到福尔摩斯一张语气甚急的条子，要我立即前去。我赶到一看，他正坐在烟雾缭绕的屋里，在他对面的椅子里坐着一位年纪略大、唠唠叨叨的肥胖妇女。

“这位是南布利克斯顿区的麦利娄太太，”我朋友抬手介绍说，“麦利娄太太不介意吸烟，华生，你可以畅快地享受你那不良爱好了。麦利娄太太要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它可能有所发展，所以你不妨来听听。”“但愿我能够有所收益。”“麦利娄太太，如果我去访问郎德尔太太，我希望带个见证人同去。请你回去先把这话告诉她。”“没什么，福尔摩斯先生，”客人说，“她很急切地想见到你，即使你把全教区的人都带去她也不在意。”

“那我们今天下午早一点去。出发前，我们得保证准确掌握事实。咱们再来叙述一遍，帮助华生医生掌握情况。你刚才说，郎德尔太太已在你的房子住了七年，而你只见过一次她的脸。”

“上帝呀，我真的希望从未看见过!”麦利娄太太说。“她的脸伤是很可怕的吧!”“福尔摩斯先生，那简直不能称之为人的脸，可怕极了。有一次送牛奶的人看见她在楼上窗口张望，吓得连奶桶都扔了，弄得花园前面到处都淌着牛奶。她的脸就是这样，可怕吧?有一次我不经意看见了她的脸，她立刻就盖上了面纱，然后她说：‘麦利娄太太，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总戴面纱了吧。”

“她的过去你知道吗?”“一点不知道。”“她刚来住的时候有介绍信一类的东西吗?”“没有，但她有的是现钱。预交给我了一季度的房租，而且不讨价还价。这年头儿，像我这么一个孤苦无靠的人怎么能拒绝这样有钱的客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