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桥玄的指点，曹操带着厚礼前往汝南。因为有桥玄的介绍，许邵接见了曹操。察言观色之后，许邵的感觉和桥玄差不多，都认为眼前这个年轻人与众不同，日后前程恐不可限量。

尽管如此，曹操宦官家庭的身份以及某些个人品质却不为许邵所喜，当曹操问他“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时，他起初只是沉默不语。

曹操风尘仆仆，远道而来，不能空手而归。在他的一再坚持下，许邵才勉勉强强吐出了一句：“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你在和平安定时期会成为奸贼，但到了战争动乱时期则可成为英雄。许邵的这个回答见之于《后汉书》，更早的一部晋人史书中也有类似记载，只不过颠倒了过来，《三国志》在标注中对后者加以引用，并且使之成为家喻户晓，流传至今的一句著名评语，这就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不管是哪一种版本，许邵的点评都没有离开一个“奸”字，可见他确实对曹操的人品抱有疑问。史书记载，曹操听后颇为喜悦，大笑着离开了许宅，不过正如后世演义中所经常描述的那样，曹操的所谓“大笑”其实涵义很复杂，有时候他明明不满，也不会把情绪写在脸上，而是会故意用大笑来进行掩饰。

事实上，对于许邵这句褒贬皆具的评语，曹操很不满意。其依据是，对于许邵及其主持的月旦评，曹操和儿子曹丕后来都持深恶痛绝、嫉之如仇的态度，或者恨不得取许邵的首级，或者刻意夸大许邵、许靖的不和，用以丑化月旦评。

当然，曹操满意不满意是一回事，客观的传播效应又是另外一回事。在外界看来，许邵评语的重点并不在于奸与不奸，而在“乱世”两个字上，因为大乱即将到来，已成为普遍认知，不可能再有“清平”、“治世”，曹操也根本没有在太平盛世下做“奸贼”或“能臣”的条件。

只有在乱世中是否能够有何作为，才是真正重要并为人们所关心的。假如许邵说的是乱世英雄，那是再好不过，即便是乱世奸雄，其实也同样显示出点评者对曹操能力的看重——“奸”者，善于权谋，戏人于股掌之上；“雄”者，胸怀大志，称霸于天下，二者均非等闲之辈可以做到。

尔后社会舆论的反馈，说明曹操的这次汝南之行确实没有白跑一趟。士族阶层自此不仅普遍注意曹操，而且渐渐和他接近起来，久而久之，便对他另眼相看，把他当成自己阶层的一份子而不再加以歧视。

在曹操生活的年代里，选拔官吏主要不是通过考试，而是采用地方举荐的方式，全国一百余个郡（包括郡一级的王国，如谯县所属的沛国），都有向朝廷察举也就是举荐后备官员的指标。

曹操在京城洛阳有家，他少年时期生活在洛阳的时间，可能还超过家乡谯县，但他们父子的户籍地都还在谯县，所以曹操入仕仍要用谯县的名额。

各郡举荐的后备官员称为孝廉，从字面理解，孝是指孝顺父母的孝子，廉是指行为廉洁之士，但其实多数还是郡太守拟提拔的低级吏员，再加上一部分在社会上享有盛誉的人物。

要想白手起家成为孝廉，有的需要背景，有的需要名气，有的既需要背景也需要名声，在某些时候，名声比背景更重要。因为一个人只有舆论评定得好，拥有好名声，在被举荐时，才不致引起众多非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品评人物在当时绝非可有可无，许邵、许靖所主持的“月旦评”就与官吏的选拔提升紧密关联。

曹操的背景和名气一个不缺。凭背景，父亲曹嵩要给儿子谋这么一个出身很容易；凭名气，尽管此时的曹操还不能被归入名士之列，但起码可以算个“准名士”了，他的宦官家族背景，曾经飞鹰走狗的**劣迹，也早已被热血沸腾的游侠形象，以及即将创造未来的英雄造型所替代。

这一年，曹操被沛国举荐为孝廉。在全国当年的两百多位孝廉中，曹操差不多是最年轻的，虚岁只有二十四岁。同一年被举荐的孝廉互称“同年”，曹操的很多同年甚至已经鬓发花白，可以算作他的父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