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2年，康熙元年，王夫之44岁。这年九月，王夫之完成了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尚书引义》初稿。在这部著作中，王夫之通过阐释《尚书》的意义，引申《尚书》的某些观点，抨击明代政治，批判老庄、程（程颢程颐）、朱（朱熹）、陆（陆九渊）、王（王阳明）和佛教“惟心惟识”之论。也正是在这种批判的立场上，他深刻反思了明朝覆灭的教训，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蹈虚空谈”（脱离实践，崇尚空谈），蹈宋明理学和佛、道滥觞。如此这般，“民岩之可畏，小民之所依，耳苟未闻，目苟未见，心苟未虑，皆将捐之，谓天下之固无此乎”。也就是说，对于民情险恶的可怕，以及对于百姓赖以生存的物质需要等客观事实，只要自己的耳朵没有听到，眼睛没有看到，心里没有想到，就都可以置之不理，说世界上本来就没有这些事实的存在。

在悲愤交加之中，王夫之奋笔写下二十六卷本《永历实录》，将明永历元年明昭宗朱由榔登基到永历十六年明昭宗被吴三桂弑杀之间十六年的史事逐一记载。这一部史书，极大地弥补了明史的不足。在这部书中，他还大胆地为南明抗清名臣瞿式耜、严起恒、何腾蛟、金堡以及农民抗清领袖李定国、高一功、李过、李来亨等，一一立传。写到李定国之死，王夫之哀伤不已：

永历十三年，承畴兵薄贵阳，定国保毕节，扼关索岭，沿菁涧设伏，连战二十余日，杀（清）兵万计。而泗城兵已达临安，川南兵侵腾越、大理，定国三面受敌。可望又遣人赍手书，招诸将帅，言：“已受王封，视亲王，恩宠无比，诸将降者皆得予厚爵，非他降将比，惟定国一人不赦。”刘文秀之子及马维兴、马宝等皆为所訹，先后举兵降。定国军大溃，乃退师，奉上奔永昌。追兵益至，定国奉上奔缅甸。上至缅甸，定国自出收兵。缅甸人叛，逼上，送诣吴三桂所。三桂犯顺，上崩于云南府。是日，烈风黑雾大集，飘屋瓦翔空如鸟，满、汉兵十余万皆震悼悲号。三桂杀数百人乃定。定国闻变，还兵至缅甸，已无及，因缟素发哀。定国披发徒跣，号踊抢地，吐血数升。遂杀妻子，焚辎重，举兵攻缅甸，屠之。率其军居徼外，两年，愤恚呕血，卒。

在清王朝大兴文字狱之时，王夫之将生死置之度外，敢于直面历史、直面真相，可见其忠诚担当。他在《即事有赠》诗中，欣慰地对朋友说：“咏史已惊开竹素，挑灯无事话沧桑。”王夫之这种设帐开庭、复兴旧朝的讲学方式，不可能不引起清朝政府的注意。果然，1667年，康熙六年，他数度被人控告，幸得老朋友刘象贤的营救，他才免于一死。

过了知天命之年，王夫之遇到了更大的苦难和动**。

这一年，他先后写成了《春秋家说》三卷、《春秋世论》两卷。王夫之依父亲遗训，借《春秋》这部古老的著作加以引申而作此书。在这部书中，王夫之明确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借古喻今，以此遣怀。在《春秋家说》的“国君死社稷”一节中，他提出，如果国君不能奋发有为，而只是消极地“死其社稷”，那便只是“怀土而弃天下”。在这里，他委婉地对于崇祯皇帝“死其社稷”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在《春秋世论》的“自序”中强调，治国者不可不知《春秋》之义，否则必然会“守经事而不知宜，遭变事而不知权”，这更是他对于崇祯皇帝“守经处常”错误的猛烈抨击。

回望中国历史，有明一朝，是唯一一个没有和任何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朝代。明朝无论是遇到多大压力，既没有屈膝投降，也没有割地赔款。即使到了晚明内忧外患的时代，明朝依然兵分两路顽强对付清朝和李自成，对关外的国土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全辽可复”的愿望。从明英宗到崇祯皇帝英勇壮烈的北京保卫战，明朝至死不忘“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唯其如此，也才有了王夫之的英勇刚烈，宁死不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