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人物，的确如此！”埃米一脸不屑地说。

“他觉得在这儿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差别太大了。”玛蒂尔德说。

“加拿大有什么不同吗？”埃米问。

“是的——更民主。”玛蒂尔德回答：“他觉得在那儿大家都一样。”

“啊，这么说，他现在到这儿来，”埃米冷冷地说：“就是为了保住他的位置。”

她们谈话的当口，看见那个小伙子在花园里闲逛，心不在焉地赏花。他的双手插在口袋里，士兵帽整齐地戴在头上，神情自然，仿佛他是这儿的主人。两个女子，注视着窗外的他，心惴惴不安地跳着。

“你知道他来干什么。”埃米粗声粗气地说。玛蒂尔德一直望着那个穿咔叽服的干练人儿。他的身上仍旧带着一些来自福利院的味道，但是个男人模样，动作利索，血气方刚。她想起他在父亲面前抨击有产阶级时，口气激昂得可笑。

“不能这么说，埃米。没准他不是冲那个来的。”她回了妹妹一句。她俩都想到了钱。

她们仍然盯着那个士兵。他站在花园尽头，背朝她们，手插在口袋里，看着柳树下池中的水。玛蒂尔德深蓝的眼中呈现一种奇怪而专注的神情，低垂的眼睑隐隐露着细细的青筋，头轻盈地微扬，但表情却很痛苦。花园尽头的小伙子转过身来，朝小路看去。也许他瞥见了窗后的她们。玛蒂尔德挪到了暗处。

那天下午，姑娘们的父亲似乎非常虚弱，气息奄奄，非常容易疲劳。医生瞧过后对玛蒂尔德说病人随时都会撒手而去——不过这会儿还没事。她们必须有所准备。

就这样那一天过去了，第二天也没出事。哈德良住得非常自在。早上他穿着棕色套衫和咔叽裤子，没有打领带，光着脖子四处转悠。他仔细察看陶瓷作坊区，好像揣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病人有力气的时候他就同病人聊天。两个姑娘一看到他俩像老友似的坐在一起说话，就气不打一处来。可是，他们谈的主要是政治什么的。

哈德良来后的第二天傍晚，玛蒂尔德同父亲坐在一起。她在临摹一幅她喜欢的画。屋子里静悄悄的，哈德良外出去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埃米正在忙里忙外。洛克利先生半躺在**，一声不吭地望着夕阳下的花园。

“我要是出了什么事，玛蒂尔德，”他说：“你别卖这房子……你可以留在这里……”

玛蒂尔德盯着父亲，眼神有点疲倦。

“这个，我们说什么都不会做的。”她说。

“你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他说：“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你和埃米，一人一份。你想怎么处理它们就怎么处理，只有一点：别把这房子给卖了，别跟它分开。”

“不会的。”她说。

“把我的怀表和挂链送给哈德良，再从银行里取一百英镑给他——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帮他一把。我没把他的名字写进遗嘱。”

“您的怀表、挂链和一百英镑——好的。不过他回加拿大的时候您还在这儿呢，爸爸。”

“谁也不知道以后的事。”她的父亲说。

玛蒂尔德坐在那儿，睁大那双疲倦的眼睛，久久望着父亲，好像陷入了一种恍惚状态。她看出了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人世——她像长了一双神眼一样看出了这一点。

后来她把父亲交代的关于表、表链和钱的事告诉了埃米。

“他有什么权利拿父亲的表和表链——这跟他有什么关系？让他拿了钱走人。”埃米说。她很爱自己的父亲。

那天夜里，玛蒂尔德坐在自己的屋里，久久没有睡意。她内心焦虑万分，悲痛欲绝，灵魂好像出了窍。她整个人昏昏然的，连眼泪都流不出，脑子里一直想着父亲，只有父亲。最后她觉得一定得上他那儿一趟。

已经快午夜时分。她沿着过道来到他的房间。里面只有月亮射进的微光。她在门口听了听，然后轻轻推门进去。屋子里暗乎乎的。她听见**有人动了一下。

“您睡着了吗？”她边往床边走边柔声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