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已经是凌晨三点。
周衍把庆雅送进卧室，给她倒了温水，看着她喝下去。
庆雅抱着水杯坐在床边，沉默了很久，然后忽然说：“那个女的，是不是死了？”
“是。”
“多大？”
“十六七岁吧，看着像附近高中的学生。”
庆雅的手又抖了一下。
水杯里的水面荡起细小的涟漪。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脚上那双金色高跟凉鞋，绑带上沾了一点暗红色的痕迹，在灯光下几乎看不出来，但一旦注意到了就再也移不开眼。
“周衍，”她的声音很轻，“我会怎样？”
“您不会怎样。”周衍说，“这件事交给我。”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跟说“我去给您订早餐”没有任何区别。
第二天，周衍告诉她事情已经处理好了。
监控没有拍到，目击者除了那个少年之外没有别人。警方那边的关系已经打点过，案件定性为交通事故，不会立案。
但有一个问题。
“死者的哥哥。”周衍说，“叫文忠，二十四岁，在本地一家律所实习，他坚持要起诉。”
“起诉？”庆雅皱起眉，“给钱不行吗？”
“他不接受赔偿。他要的是刑事诉讼。”
庆雅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忽然笑了。
她从沙发上站起来，赤着脚踩在地毯上，走到窗边。
阳光从外面照进来，把她整个人笼在一层暖金色的光里。
她的轮廓被光线勾勒得柔和了一些，但眼神还是冷的。
“让他告。”她说，“他能告出什么来？”
庭审安排在三天后。
庆雅迟到了十五分钟。
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她出门前在衣帽间里犹豫了一会儿。
那件白色金玫瑰旗袍很合身，但她不确定配那双金色高跟凉鞋是不是太刻意了。
她试了一双裸色的，又试了一双黑色的，最后脱下来，还是换回了那双金色。
既然要赢，就要赢得漂亮。
她走进法庭的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
白色旗袍，红唇，金簪挽起的长发，耳畔的流苏随着她的步伐轻轻晃动。
那双金色细带高跟凉鞋踩在地面上，每一步都清脆利落，像某种宣示。
她不是来认罪的。
她是来展示自己的。
庆雅在被告席上坐下来，翘起腿，旗袍的开衩处露出一截白皙的小腿。
她的律师已经在跟法官交涉了，她只需要坐在那里，保持好看就行。
她确实做到了。
从法官到书记员，从旁听席到原告席，她捕捉到了那些目光里各种各样的成分——惊艳的，忌惮的，愤怒的，贪婪的。
她一一收下，像收取一份份贡品。
原告席上坐着一个年轻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