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领导向记者打了个比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如在区域之间进行的一场篮球比赛；甲队队员是从国家队选来的，而乙队队员全是普通中学生，两者力量过于悬殊；若规则又不平等，这场比赛就无法进行下去了。长此以往，就不会有平等的竞赛，也就不会促进竞赛水平提高。

记者到重庆采访时，听到这样一个消息，重庆市电线生产企业因为缺乏主要原料铜而陷于瘫痪的境地。市委书记告诉记者，重庆的这些企业本来是有铜的，可在不久前发生的一场贸易争夺战中，让南方沿海某省一下夺走了8万吨。人家为什么竞争力那么强？主要靠的是国家给予的特殊政策以及高额回扣等内地不敢使用的特殊武器。据说，他们弄走的这些铜，也不是用于本省加工业，而是直接向国外出口。铜本来是国内紧缺的原料，却让一些人倒腾到国外去了。中间商虽然赚了点钱，但整个国家却吃了亏。

类似重庆的这种现象，记者采访时在许多地方都听到过。各地的有识人士指出，没有公平的区域竞争原则，强化中央宏观制衡手段就失去了基础。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就必须迅速实施能够体现公平竞争原则的统一规范。而这恰恰说明，要消除我们这篇文章所涉及的现象，不能在改革或开放上退却，而只能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开放上寻找出路。

“变通”与失衡

在这次为期七十多天的采访中我们发现，“变通”这个词，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使用频率相当高的而且被赋予了新意的一个词汇了。它之所以时髦起来，主要是被用来表达地方对中央某些政令和宏观措施的灵活理解和运用。这是个颇值得研究的问题。

对“变通”，人们褒贬不一。有人赞扬，有人则认为，这种“变通”的结果往往使中央政令变了样。这种“地方版”过多，有极不利的一面：本来应当是强有力的中央宏观制衡机制不那么灵了。诸如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压缩基建规模、抑制集团购买力等，几乎中央年年都要“三令五申”，可都收效甚微。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各地都有各种言之成理的“变通”措施。

“变通”，有的“变”活了经济，有的却软化了约束。

“变通”，既展示了经济发展日益明显的多元化趋势，同时也成为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一个令人头疼的难题。

“变通”的吸引力

“变通”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呢？

关键在于许多敢尝“禁果”的地方从中得到了甜头。正是因为这一点，“变通”被长期受“一刀切”危害的许多地方政府，看成是一把处理地方同中央关系的“金钥匙”。

关于“变通”，人们有许多形象的概括：

一是自行其事，对中央和上级“先斩后奏、边斩边奏”，甚至于“斩而不奏”。我们不难发现，在某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对于自己拟订的某些政策和部署，并不急于向上请示汇报，也不让新闻单位进行传播，而是先干起来再说。有人说，这样干“进可攻，退可守”，干好了就是功劳，干错了也可以自己悄悄收场。

二是“三灯”方针，即“见了红灯绕道走，见了绿灯赶快走，没有灯摸着走”。对于中央的调控措施，适合本地经济发展、能给本地带来实际利益的，就迅速推广实行，反之，则“变通”执行。说穿了便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三是所谓打“擦边球”。对于那些中央只有原则要求而未做具体规定的事情，只要有利于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就放手去干；对上面各部门互相矛盾的文件精神和口径，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执行。此法还有一个“妙处”，即明知故犯，走在错与不错的“边缘”上，既不按规定办又为自己留下开脱的余地。

当然，“变通”之法还不止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