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美国第71任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Summers，1954—）高调出任哈佛大学第27任校长。上任伊始，董事会用19世纪早期昆西（，1829—1845年在任）校长的话，向萨默斯交代哈佛大学校长的职责：确保“理性这一精神财富真正发扬光大”。[4]五年之后，2006年6月，哈佛大学第355届毕业典礼在大雨中如期举行，而这也成为萨默斯最后一次以校长的身份公开露面的机会。据在场者回忆当天的情景：“萨默斯校长带着感伤的语调为毕业生送行，其实也是为自己送行。”而萨默斯本人在辞职信中，如此写道：“我很不情愿地得出结论，我与艺术和科学学院同仁们的隔阂，已经令我无法推进对哈佛将来而言至关重要的革新日程。因此我认为，学校最好选择一名新的领导者。”[5]萨默斯成为哈佛370年校史上第一个因“不信任案”而黯然离职的校长。从根本上讲，大学的理性和真理之风必须压倒对权力的滥用。但据说，在萨默斯管理下的哈佛，学生和教师就像政府眼里的选民，只是一个个利益群体，而不是生动个体的组合，他甚至在校园规划设计时认为“有时恐惧可以代替理性成为我们工作的指南”。批评者指出，他就是用这种思想为其在哈佛“革新”中的傲慢、专制、粗鲁行为正名。而一些同事则感叹，萨默斯是天生的“经济动物”，处事方法“更适合华盛顿而不是校园”。从传统上看，“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作为哈佛校训与第一准则，强调的是两点：第一，哈佛重视传统，相信在伟大的传统中有深远的智慧；第二，哈佛强调追求真理是最高的原则，无论是世俗的权贵还是神圣的权威，都不能代替真理，都不能阻止人们对真理的追求。基于此，哈佛大学在2000年的校长遴选中，很快排除了新卸任的总统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因为克林顿和戈尔可以领导一个大国，但不一定能领导好一所大学，而后者需要丰富的学术背景。原美国财政部长、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副行长萨默斯则由于在经济学研究方面的一流水准与巨大知名度，被选为新校长。[6]华盛顿政坛无限风光，哈佛校园则黯然神伤，“萨默斯事件”生动地诠释了哈佛作为传统大学组织的理性精神，即反对特权、崇尚平等，而不管个人身上曾经拥有多少光环。正是经过一代又一代哈佛人对优良传统的秉承和努力进取，“张扬理性、追求真理”这种最初的思想最终成为大学的传统精神和重要的学术标准与道德标准。还可以说，“萨默斯事件”是当前大学困境的一个产物，而非其根源。在当今社会普遍追求“一流”[7]（excellent，或称为卓越），强推经济主义（economism）逻辑与跨国公司式（TNCs，即transnationalcorporations）管理方式时，是否仍然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大学？在这种生存环境里，大学校长应如何行使自己的领导力？或用“雷丁斯式话语”追问“大学除了争创一流话语之外是否还有别的选择，即在现代性的黄昏时代，还能找到另一种方式来思考大学吗？这也是在追问，当大学失去了文化使命后，除了成为单向度的资本主义体制的一个官僚分支以外，它是否还能成为别的什么[8]？”这样的发问对今天试图向“一流”发起冲击的中国大学来说，同样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