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信达雅”及其关系的探讨中，更多的是建设性的阐发。有人指出“信达雅”是辩证统一的，同样重要，缺一不可。如常乃慰指出“信达雅”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他说：“信达雅三事并不仅是要兼顾并重，实有因果相生的关联：由信而求达，由达而至雅；雅是风格的完成，信是创作的基础，达是表现的过程、由信而至雅的桥梁。”[26]郭沫若在《关于翻译标准问题》（1955）一文中，则从翻译文学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如果是文学作品……三条件不仅缺一不可，而且是在信达之外，愈雅愈好。所谓‘雅’不是高深或讲修饰，而是文学价值或艺术价值比较高……”范守义认为，信达雅三者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翻译标准之中，主要谈一个‘信’字；翻译方法之中，主要谈一个‘达’字，而翻译风格中，则主要谈一个‘雅’字。”[27]还有的学者在“信达雅”的基础上，提出了“信达切”、“信达优”、“最佳近似度论”、“辩证统一论”、“紧身衣论”等翻译标准。例如，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在《论翻译》一文中提出的“忠实标准”、“通顺标准”和“美的标准”，几乎就是“信达雅”的现代汉语翻译，因而无法取代“信达雅”。70年代末刘重德提出了“信达切”，以“切”字代替“雅”，认为在达到忠实（信）和通顺（达）之后，必须进而要求风格的切合。[28]许渊冲认为与其将“雅”改为“切”，不如将“雅”换成“优”，他说：“如果要改，我认为‘雅’可以改为‘优’。”[29]纪太平先生在《译事三求》一文中提出了“求是、求真、求创意”三原则，解释是：“‘求是’是指译文与原文内容必须一致；‘求真’是指译文与原文风格情调韵味上应力求接近；‘求创意’即是指译者应不拘泥于一般的翻译技巧与方法，灵活地从事翻译工作，实现自身对译文完美的最大追求。”[30]但是，“求真”与“求是”似乎不是两回事，而“求创意”也与“译文完美”没有必然关系。还有学者认为，经过数代译学家的批判、继承和创新，作为翻译标准研究起点的“信达雅”，现已演化发展为“信达切”、“信顺”、“信”、“出神入化”等四大主要流派。[31]总的看，所有这些阐述实质上仍然是强调翻译要忠实，要通顺，并且对文学翻译而言还要注意其文学性，都是在“信达雅”基础上的“取便发挥”。但这种“取便发挥”对于丰富“信达雅”的内涵、对于激活“信达雅”说的内在活力都是有益的。

总之，一直以来，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在思考翻译问题的时候，都无法回避“信达雅”，都不得不谈“信达雅”。对此，王佐良教授曾评论说：“严复的历史功绩不可没。‘信达雅’是很好的经验总结，说法精练之至，所以能持久地吸引人。但时至今日，仍然津津于这三字，则只能说明我们后人的停顿不前。”[32]然而在我们看来，后人“津津于这三字”，正说明后人对这“三字”在不断地阐发，这不是“停顿不前”，而是继往开来。还是沈苏儒先生在《论信达雅》一书中总结得好，他认为：经过现代的重新阐发，“信达雅”说已经迥异于严复的“三难”说了，今天的“信达雅”说包含了百年来无数学者的阐发、理解和贡献，也包括了对它的责难和批评，具有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因而，“当我们说要继承‘信达雅’说时，我们所要继承的实际上是从严复以来百年间我国翻译界的全部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