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面一番议论之后，我察觉到自己将“关系”单纯化了。有必要重新谈论上文中一再使用过的那个“认同”。
如果城只是如上所说的那样“支配”与“规定”着创作思维，并投影在作品的人物世界，那么不但人的审美活动，而且城的文化涵蕴都过于简单，以致将为我们关于古城魅力的说法做出反证。我们并没有真正进入“关系”的审美方面。不妨认为，由于作家的工作方式，自其开始这一种精神创造的时候起，就不再属于任何特定地域。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属于，又不属于。
我不想径直引用知识分子是“流浪在城市中的波希米亚人”这种现成的说法。中国有的是田园式的城市，这类城市对于生长于乡土中国、血管里流淌着农民的血的中国知识分子，决不像西方现代城市之于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异己。上文所说的乡土感不就是证明？即便如此，知识分子在中国，也不可能与城融合无间，像终老于斯的市民那样。
城（人文环境）吞没着人，消化程度却因人的硬度（意识与意志独立的程度）而不等。知识分子从来是城市腹中难以消化的东西——自然愈到现代愈如此。半个多世纪以来那些提倡大地艺术、原始艺术的，无不是城市（且通常是大都市）中的知识者。他们以文化、艺术主张宣告了对于城的离心倾向，有意以“离心”作成自己的形象，从而显现为特殊的城市人。他们是城市人，即使他们的城市文明批判，他们对于城市的叛逆姿态，也是由城市培养和鼓励的。但他们又毕竟不同于消融在城市中与城市确然同体的城市人。更早一个时期颂扬吉普赛人，醉心于田园风情旷野文化的，也是一些困居城市备受精神饥渴折磨的城市人。他们未必意识到的是，只是在城市他们才奏得出如许的田园与荒野之歌，旋律中深藏着**不宁的狂暴的城市心灵。文学似乎特别鼓励对城市的反叛，这几乎已成近现代文学的惯例，成为被不断袭用的文学句法。因而作家作为“人”与城间的关系，又不仅仅是由其工作方式，也由其承受的文学传统、文学家家族的精神血统所规定。
这些说法仍然不能替代对于京味小说作者其人与城之间契约性质的分析。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有其精神传统的特殊性，也因中国式的城市有其由历史中形成的文化形态的特殊性。田园式的城市是乡村的延伸，是乡村集镇的扩大。城市即使与乡村生活结构（并由此而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功能不同，也同属于乡土中国，有文化同一。京味小说作者不可能如近代欧美知识分子，一味“漫步”并“张望”于城市；他们与那城市亲密得多。他们也不可能只是“穿过城市”的精神流浪者。作为新文学作者或当代作家，他们自然引入了观照这城的新的价值态度，深刻的情感联系却使他们难以置身其外做精神漂流。他们与其他人一样居住于此，只不过这种空间关系在他们不像在其他人那样重要罢了。因为他们是从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于城的不完全归属未必因文化离心，倒更是其精神生产方式决定了的。这又是由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出世，也由文学的自觉意识形成承袭而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