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居住于城，分享着甚至也陶醉于这城市文化的一份和谐，同时又保有知识者、作家的清明意识，把城以及其他人一并纳入视野。他们是定居者与观察者。后一种身份即决定了他们的有限归属。以城作为审美观照的对象（在老舍这样的作者更有文化批判的意向）使他们在其中又在其外。因而北京之于老舍是乡土又是“异乡”。两种关系都是真实的。两种关系的综合中，才有这特定的“城与人”。不惟老舍，其他京味小说作者也可以认为是一些特殊的北京人，是北京人又非北京人。对于这城，他们认同又不认同。值得考察的，正是这种关系的矛盾性质。知识分子自觉、作家意识，是妨碍任何一种绝无保留的认同的。那种认同意味着取消创作，取消知识者特性。观照与批评态度，使创作成其为创作，使知识分子成其为知识分子。对于城，无间者不言，描述即有间隙，也赖有间隙。京味小说作者在其中又在其外，亦出亦入，已经是一种够亲密的关系了。再跨进一步，即不免溶解在对象中，终于不言，不能言，至少不再能如此言说。
述说着乡土感的，未见得全无保留，倒是不知道这一种表达法的，更有传统社会的乡土依赖。北京的乡土特性所唤起的乡土感情是因人而异的。更何况使用着相似表达式的，其赋予“乡土”的语义又彼此不同呢!城也就在这诸种关系中存在并借诸讲述、言说以及“无言”呈现自身。有活在并消融于城、与城同体作为城的有机构件的人，也有居住于同时思考着城，也思考估量着自己与城的关系的人，城才是人的城。前一种人使城有人间性格，后一种人则使城得以认识自身，从而这城即不只属于它的居民，而作为文化性格被更多的人所接纳。
他们不尽属于城，那城也不尽属于他们。城等待着无穷多样的诠释，没有终极的“解”。任何诠释都不是最后的、绝对权威的。现有的诠释者中或有其最为中意的，但它仍在等待。它不会向任何人整个地交出自己，它等待着他们各自对于它的发现。他们相互寻找，找到了又有所失落：是这样亲密又非无间的城与人，这样富于幽默感的对峙与和解。人与城年复一年地对话，不断有新的陌生的对话者加入。城本身也随时改变、修饰着自己的形象，于是而有无穷丰富不能说尽的城与人。
老舍说：“生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未必知道那个文化是什么，象水中的鱼似的，他不能跳出水外去看清楚那是什么水”（《四世同堂》）。水中的鱼似的，是他所写的北京人；他本人则是跳出水外力图去看清楚那水的北京人。但他又决非岸上观鱼的游客。也许难以再有如老舍这样边写城边赞叹、评论，陶醉于赞叹又以评论保持距离，在出入之间有一份紧张的作者了。这也是站在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紧张，自处于乡土深情与新文化理想之间的紧张。当代文坛上正走着越来越多的城市漂流者，或者仅仅以“漂流”为简单象征的人。知识水平的普遍提高，与知识分子自觉意识的发展，必将发展居住者对于居住地的非归属性。上述“出入之间”，不完全归属、认同，将越来越成为城市人普遍的文化境遇。乡土关系也如人类在其行程中缔结过的许多其他关系，是对于人的抚慰又是束缚。乡土感情是由乡土社会培养并在其中发展到极致的，也将随着乡土社会的历史终结而被改造。〔12〕它将日益成为诗的、纯粹艺术的感情。城市人在失去乡土之后有精神漂流，却也未必长此漂流。漂流者将终止其漂流在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的更高层次的和谐中。但那不会是“乡土”的重建。因而乡土感在“五四”以后的文学中才更有诗意的苍凉。在这大幅流动的背景上读京味小说，看其城其人，岂不别有一种味道？
注释
〔1〕〔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捕捉新北京的故都余韵》，载美国《纽约时报》星期日版，1985年2月10日。此据徐广柱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