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在这一点上就比李鸿章高明些，毕竟伊藤是明治维新的重要参与者，青年时代又有机会留学英伦，目睹并真切体会了西方的富强，知道富强对西方来说只是表象，支撑富强的还是制度、文明因素。东西之异不是西方人先走几步，而是东、西两种文明代表了两个时代。如何基于现代工业文明重构日本政治制度，是伊藤博文此后政治生涯的全部使命，也是日本最后成功的关键。日本在1894年打败中国，实际上就是伊藤博文那代人构建的制度战胜了李鸿章那代人坚守的“中体西用”。
现代与传统
李鸿章给中国的贡献在洋务新政，他与乃师曾国藩等人在打败太平天国前后，出于最现实的政治考量，发起了一场异乎寻常的“体制革命”，将先前数十年对西方文明的抗拒转为“有限度接受”。从强兵到富国，中国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所谓“同光中兴”，让一度陷于谷底的中国人唤醒对固有文明的认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但是，李鸿章不清楚经济与政治的关联，不知道中国问题的根本症结究竟在哪里。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很早就根据在欧洲的实地观察提醒李鸿章，西方的富强并不是简单的富国强兵，更不是那点坚船利炮，而是一种制度、一种文化，中国必须抛弃“中心主义”错觉，必须抱有欣赏的态度看待西方社会的进步，必须从制度层面、文化层面学习西方。假如李鸿章那时能够听进并采纳这批具有西方背景谋士的建议，中国即便较日本迟些，也一定会构建一个全新价值观，在东亚区域整合中共同努力。无奈，李鸿章那代人没有办法从传统中走出，他的理念还停留在“中国中心主义”，不愿直面那个真实的世界。
基于“中国中心主义”，李鸿章无法容忍“宗藩解体”，只要还有可能，李鸿章那代人一定会继续维护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体制。所以，当日本吞并琉球，废藩置县时，中国没有帮助，是因为力量不具备。当中国稍有力量，法国人试图染指越南时，清政府出兵抗争。因此，当日本试图踏上朝鲜半岛，李鸿章当然不会同意。他几十年的外交生涯，除与西方列强打交道，就是对日交涉，就是防止日本侵害中国利益。
与李鸿章情形相当，伊藤博文几十年政治生涯，一方面引领日本走向世界，渐渐成为国际主流社会的一员；另一方面就是地缘政治，就是与朝鲜，与中国交涉。不过，日本毕竟经过“近代化”洗礼，日本对朝鲜的觊觎、染指，在近代早期，即在“日韩合邦”之前，也就是说，在伊藤博文被刺杀之前，说到底还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势力范围”，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宗藩体制。
像西方国家一样，日本出于地缘政治考量，一直试图打开朝鲜大门，通商贸易。但朝鲜是中国的属国，日本像其他国家一样，没有中国的帮助不可能进入。而中国出于地缘政治考量，很难主动帮助各国进入朝鲜。所谓“番国自主”，就是告诉各国不要这样想。
西方各国没有顺利进入朝鲜，只有日本既有迫切需要，又懂得“番国自主”真切含义。日本利用1875年“云扬”号事件，软硬兼施让朝鲜与日本达成通商协议，即《江华条约》。
《江华条约》是朝日直接交往的开始，是中国外交的失败。中国，特别是李鸿章当然不会轻易接受日本的这种安排。此后几年，中国绝地反击，利用壬午兵变、甲申政变，重新夺回了对朝鲜的控制权，让朝鲜继续留在中国的宗藩体制中，尽管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的番邦仅剩下朝鲜一个。
为甲申政变善后，伊藤博文专程前往天津，与李鸿章会谈。李鸿章此时正忙于越南问题善后，担心日本借题发挥，让中国两面受困。特别是，李鸿章很清楚，甲申政变在最后关头出现有利于中国的转机，主要是因为驻扎在朝鲜的袁世凯当机立断，率兵冲进朝鲜王宫，赶走了日本公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