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边疆危机和外交危机因越南问题而引起。基于历史原因，越南在历史上比较长时间为中国的附属，只是后来因中国自身危机无暇顾及越南，而恰当此时法国势力东顾，遂使越南有意脱离中国的控制。这在中国因一系列危机而无暇兼顾时，也就不能不予以容忍。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因洋务运动的进行而使自己的综合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当中国的国力足以应付（其实是自认为足以应付）某些外交危机的时候，大清王朝的统治者自然不能继续容忍越南脱离中国的企图，顽强地要把越南保持在它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势力范围内，从而引发了与法国的矛盾冲突。法国的政治、经济势力正在东向，它的初期目标就是要将越南等中国南部藩属纳入自己的体系。
法国对越南的觊觎很早就已经开始了，但真正着手进行实质性的占领与控制还是在1858年与中国达成《天津条约》之后。1859年，法国军队占领西贡，之后不久又相继兼并了南部诸省，拥有对越南南部地区的实际控制权，中越之间的宗藩关系受到严重的影响与挑战。
1874年，法国政府与安南（越南）当局在西贡订立和亲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法国表面上承认安南独立，实际上是将其降为法国的保护国。条约宣称法国有义务保卫安南政权不受外国侵犯和干扰，并唆使安南国王将刘永福和黑旗军从河内附近及红河三角洲赶出去。对于法国迫使安南签订的这个条约，清政府当时无力干涉，但是清政府坚守安南为中国的附属国这一原则，始终不予承认。
从中国自古以来所信奉、遵守和执行的宗藩政策而言，清政府此时所执行的政策显然有其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之处。因为从宗藩体制所具有的伦理观念说，藩邦有难，宗主国无论如何都要出手相救，即便因为自身力量的原因无法相救，也必须使藩邦能够获得充分理解。很显然，清政府此时已无力奉行宗藩体制下的王道政治，无法履行宗主国对藩邦的保护责任，与宗藩体制下的伦理观念相反，清政府此时与法国冲突、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对藩邦尽责任、守义务，而是近代“霸道政治”伦理中对势力范围的争夺。清政府政策中的最大矛盾，是希望或者说期待王道政治与霸道政治两者兼顾。
法国对越南的军事占领也引起了安南政府的忧虑，为了抗拒法国的推进，安南政府加强了与清政府的联系，既向中国政府进贡，又请求驻扎在中国和安南边界上的非正规中国军队黑旗军给予援助。1882年，黑旗军开始与法国军队作战。翌年，清政府又秘密派遣正规军进入越南协同作战。
对于法国的企图，清政府当然看得很清楚，一旦法国完全控制了越南，肯定会对中国南部地区构成相当大的威胁。然而问题在于，在中国军队近代化的任务尚未完成之前，在中国的海防计划尚没有落实的情况下，中国是否有必要为安南这一附属国不惜与法国这样的西方强国开战，却成了清政府内部持久争论的问题。主持朝政的恭亲王奕?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素来被认为最具有国际视野，最懂得近代国家的外交原则，其实转换一个说法就是，正是他们两人比较多地认同近代国家的“霸道政治”，而不再主张中国无法解决自身问题的前提下为周边藩邦履行责任和尽义务，所以他们均认为中国此时应该尽量避免与法国开战，应该尽力以谈判为手段解决中法之间的冲突，既维护安南的利益，也不使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损失过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