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拟谕旨是军机章京的职责，但此次代拟对谭嗣同来说却引起了极大的心灵震撼。他由此感到两宫关系可能确如康有为所认知的那样并不谐调，皇上的权力并不像所感觉的那样至高无上，真实情况可能是大权依然掌握在皇太后手里，光绪帝不过是一个政治傀儡而已，“今而知皇上之真无权矣”。退朝后，谭嗣同将这种感觉告诉了康有为等人，并透露了代拟谕旨的事情。
谭嗣同的感觉并没有传染给康有为，更没有影响康有为的情绪。与谭嗣同感觉相反，康有为觉得既然皇上已下令代拟上谕，既然准备将这份上谕向皇太后提出，那么可见光绪帝已下定决心，帝后之间最终摊牌即将到来。于是康有为在当天以御史宋伯鲁名义拟《请选通才以备顾问折》，推荐黄遵宪、梁启超二人为顾问。
康有为代宋伯鲁拟就推荐奏折后仍不放心，于是日（9月13日）午后，面有喜色找到王照与徐致靖，信誓旦旦声称谭嗣同已请皇上开懋勤殿，用顾问官十人，业已商定，但须由外廷推荐，并将此十人名单出示，要求王照、徐致靖二人立即拟折。
王照表示正在起草一份奏折，无法分身起草推荐折。康有为闻言不悦，暗示皇上业已说定，欲今夜见荐折。不得已，王照、徐致靖放下手头事情，分别缮写两份推荐折。王照参照康有为的名单推荐了康广仁、徐致靖、宋伯鲁等六人；徐致靖参照康的名单推荐了康有为等四人。是日夜，这两份奏折分别呈递清政府。
王照、徐致靖两份推荐奏折虽然递上去了，但由此却也暴露了康有为建议设懋勤殿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私心，这样明目张胆要求别人保荐自己，即便过程如何保密，也不免引起各方猜疑。军机章京杨锐对康有为这些做法不以为然，对康有为开懋勤殿的建议以为是私心作祟，预感如此猖狂势必引起激烈反弹，于大局极不利。
康有为欲于既有体制外另行成立议政中心的目的被政治大佬看得一清二楚，这些大佬出于自身利益及王朝利益考量，无论如何也不会让这一计划得逞。这些反对意见肯定影响了光绪帝，所以当光绪帝第二天前往颐和园时，只是将王照、徐致靖两份保荐奏折交军机处“记名”，作了一个简单登记。
从皇帝方面说，9月14日这一天和往常一样，他按计划在乾清宫召见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后，至颐和园乐寿堂向慈禧太后请安。
这一天对皇太后来说不同寻常，因为几天来被革职的礼部尚书怀塔布夫妇利用与总管内务府太监李莲英的特殊关系不停顿地向皇太后哭诉自己的委屈，离间两宫关系，称“皇上为左右荧惑，变乱朝政，求老佛爷作主”。那些被怀塔布收买的大小太监可能因为新政改革最终将侵害他们的利益，他们随着怀塔布夫妇在皇太后面前肆意诋毁新政改革。
怀塔布，叶赫那拉氏，满洲正蓝旗人，1896年调任礼部尚书，老资格满洲政治家，所以当新政开始后，怀塔布几次故意刁难，出面反对。9月4日，光绪帝借礼部主管无故扣压王照上书为由，将怀塔布等礼部六堂官一并革职。被革职后的怀塔布并没有心服，第二天就赶赴天津，向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也可以说是当时满洲贵族掌门人荣禄哭诉。
光绪帝小题大做将怀塔布等礼部六堂官一并革职，并由此而提升汉人任军机章京，这确乎应了古人“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训诫，将那些原本并非坚定反改革的力量一律推到了对立面。怀塔布太太在皇太后面前不断陈说的是担心皇帝如果这样一味听信汉人进行改革，其最终后果必然是“尽除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