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的一天，或许是个天空阴霾霪雨绵绵的下午，五十四岁的蒋碧微去中山堂看画展。展厅门口签罢名转身间，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立于眼前——虽然四十岁的孙多慈也不复当年青春盎然的“女学生”模样，却清雅温婉别有韵致。
最终，大枝大朵、快言快语的蒋碧微率先开口：“徐先生前几天去世了。”
向来沉默少语的“女学生”忽然脸色大变，泪水夺眶而出。
二十三年前为了同一个男子势同水火的两个女子，人生的唯一一次对话，居然是告知那个男子的死讯。
而那个男子，早已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在海的彼岸十五年音信杳然。
徐悲鸿1953年去世后，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有两个都写了回忆录：蒋碧微写于六十年代的《蒋碧微回忆录》，廖静文写于八十年代的《徐悲鸿的一生——我的回忆》。而唯有“女学生”孙多慈，从来缄默有加，评议由人，直到1975年辞世，也未曾为自己解释半字。
当然，她从来也不是个多话的人。
洪晃曾说：“在我们心目中，永远有一种对五四女学生的向往。”孙多慈便是这种女学生的典范，即使1930年对她来说是个稍显灰暗的年份。
那时，她常常神情悒郁地行走在安徽安庆这座六百年省会的江城街头，仿佛一张轻飘飘的纸，失落地融入周围白墙灰瓦的徽派建筑。
这一年，她不仅大学落榜，而且家道变故。
虽然祖父孙家鼐是清末重臣，历任工、礼、吏、户部尚书和中国首任学务大臣，父亲孙传瑗也是一代名士，担任过孙传芳秘书和国民党安徽省常委。但是，因为卷入党派斗争，孙传瑗在女儿考试前的秋天被秘密羁押，直接导致安庆第一女中的首席才女发挥失常，与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失之交臂。
才女落榜总让人格外惋惜，当时在安徽大学任教的苏雪林曾回忆说：“我是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卒业的。民国十九年，到安大教书，又回到安庆，母校此时已改为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了。常听朋友们谈起：母校出了一个聪明学生孙多慈，国文根底甚深，善于写作，尤擅长绘画，所有教师都刮目相看，认为前途远大，不可限量。”
命运为孙多慈暂时关上了求学的门，却打开了艺术的窗，由宗白华引荐，她1930年来到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做旁听生。
一场落榜拉开了民国最著名师生恋的序幕。
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主任徐悲鸿很快注意到一个女生，她眼神忧郁而流转，伏在桌上温习笔记时，刘海便斜斜地搭在眼帘，阳光总能恰巧在她发梢打出一圈七彩的晕轮，让她单纯素净的脸焕发出奇特的光彩。
授课每讲到紧要处，他先去看那个女生，倘若她微微咬着嘴唇，表情疑惑而空洞，他便慢慢解释细细分析；若她嘴角轻扬，黑亮的瞳仁里泼出会心的神采，他便轻轻一笑，继续下一段讲义。
这个女生的潜力与爆发力让他诧异。他以为她没有半点西画底子，一年也未必能学出所以然，可一个月之后，她的素描已经在二十多个学生里中等偏上，这不能不让他震惊。
于是，孙多慈像一颗疾速的子弹，毫不犹豫击穿了徐悲鸿的心。
于是，他写信给妻子蒋碧微：如果你再不归来，我可能就要爱上别人了。
只是，爱情哪里是这般收放自如，虽然徐悲鸿自认磊落，但情感的天平依旧失控倾斜。他为这个女学生画了幅著名的素描肖像，这幅简单的小画，居然耗了大师一个礼拜的时间。
他说：“多慈，你可是觉得我将你画得不美？可你看这双眼睛，多么清澈透亮，里面装的世界可是大大的美好多姿。而你说我画得太稚气，没有把握你的‘神’，可在我眼中，你初初十八，第一次离家来到南京，可不是这么个稚气未消的少女么？”
他在素描肖像右下角题道：“慈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愿毕生勇猛精进，发扬真艺。噫嘻！其或免中道易辙与施然自废之无济耶。”落款“庚午初冬，悲鸿”。
一片深情款款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