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审与自信(1/3)
汉末，袁绍与曹操在争雄中原的时候，曾经让他手下的一位诗人陈琳，替他写一篇《檄豫州文》，声讨曹操。
陈琳原是朝廷重臣何进的主簿，参与机密的重要僚属，曾经谏阻何进，不要轻率地召外兵来中央诛除宦官，因为这种游戏，具有很大的危险性，结果屠户出身的何进不听，把脑袋玩掉了。没有什么文化的粗人，不适宜担当要职的一个原因，就是要干出一些没文化的事情，还振振有词地相信自己绝对正确。陈琳怕因何进的关系被牵连，“避难冀州”。冀州是袁绍的根据地，而袁绍也曾是何进亲信。所以，既然来到河北，袁绍就跑去，把赋闲在家的陈琳敦请出来，“使典文章”，无非看在共同的老朋友面上，给他安排一份不怎么劳累的差使，有一份饷银而已。拿今天的话说，搞一份第二职业，拿一点补差，好去小酒馆里喝上二两罢了。
所谓“使典文章”，某种程度类似现在的专业作家，是有空就来上上班，不来点卯也无所谓的闲差。但人家给你开工资，分房子，偶尔给你一点创作任务，当然也不好意思拒绝。其实，陈琳在建安七子中，是位比较有些平民意识的作家。他的名篇《饮马长城窟》，对于修筑长城的徭役，给民众带来的苦痛，寄予极大的悲悯。可想而知，袁绍和曹操的这一场战争，对河北一带会造成多么严重的灾难，他该是什么态度了。但端人碗，就得服人管，只好“奉命文学”了。
檄文，用现代语言来讲，就是军事总动员前的舆论宣传攻势。据《三国演义》里讲，曹操看到陈琳的檄文时，他的偏头疼病正在发作，卧病在床。读完之后，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病竟然好了。文章能起到阿斯匹林的镇痛作用，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现在有些批这个批那个的大作，那阿摩尼亚的臭味引人恶心欲吐，也是新时代的一绝了。
要谈到文学的功能方面，最令历代文人们扬眉吐气的，莫过于此篇让曹操头疼痊愈的杰作了。大概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历代皇帝，有鉴于此，对于文人也就不大客气，动不动大兴文字狱，要收拾收拾的。曹操在诛杀文人方面，名声也不甚佳，祢衡、孔融、杨修，都死在他的手下。连建安七子中的刘桢，因为胆敢抬起头来平视他儿媳妇一眼，就被送去采石场劳改。而对这个把他祖宗骂了个狗血喷头的陈琳，此刻成为他的俘虏，刚刚被捉了来，浑身发抖，心里已作被砍头的准备，谁知倒是破例的宽容。《三国志》载：“袁氏败，琳归太祖。太祖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谢罪，太祖爱其才而不咎。”
就冲他爱才而不怪罪陈琳这一点，许多皇帝都赶不上他的这份大度。与此齐名的例子，恐怕要数唐代的武则天了，骆宾王为造反的徐敬业起草的《讨武曌檄》。欧阳修是大文人，所以在《新唐书·文艺传》里，很着意地写了一笔。“传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读，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谁为之？’或以宾王对。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这位女皇帝能从人才角度考虑问题，而不计较她被人辱骂，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这并不是所有当领导的，都能具备这等胸怀的。
《三国演义
》在这里添了一句陈琳向曹操的辩解之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这倒是一句实实在在的话。一方面，他不否认是箭，而且恐怕还是一支利箭，这是他对于自己文学能力充满自信的表现。另一方面，认清自己不过是工具，袁绍手中的一支箭罢了，他扣弓弦射出去，箭是无法自己拐弯或者罢工的。显然，这种切合实际的自审精神，打动了曹操，不但放他一马，还安排他当了自己的记室，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的职务。文而优则仕，从此享受至少也是局、处级的待遇，比在袁绍幕下仅仅“使典文章”要得意多了。倘不是公元193年许都流行一场可怕的瘟疫，他未能逃脱噩运，弃世而逝，曹操还会提拔重用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