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补文献备考》卷一八四《选举考·科制》条末史臣“补”订曰：“丽制贡制有三等：王城曰土贡，郡邑曰乡贡，他国人曰宾贡。”同理，这里的“宾贡”也只是与土贡、乡贡对应的进士来源身份不同而作的区别，不宜解释为科目。高丽和李朝所称的宾贡科更多的时候是称之为“制科”或“中制科”。《高丽史》卷七十二《选举志》二《科目》二，谈到景宗“十一年，罕、琳登宾贡科，授秘书郎”是放在专门叙述“制科”的部分，那些“宋诏举子宾贡”“元颁科举诏”“大明颁科举诏”的记载也是属于“制科”的内容，崔瀣等数十人在中国登第都是称之为“中制科”。《增补文献备考》卷一八五所虽有载录“宾贡科”的各种史料，但真到将宾贡进士一一列名时，却统一用“制科总目”的名称，将“新罗金云卿”一下在中朝宾贡登科者都列为中制科类。就像我们不能因元代以后高丽人有“制科”的记载就说中国元明两代或从唐到明代设有专门的“制科”一样，也不能因高丽史籍中有“宾贡科”的说法就认为中国唐宋两代设有专门的“宾贡科”。
不过，无论是否存在“宾贡科”这一科目，唐宋两代放宽条件以附名榜尾的方式录取域外举子为宾贡进士，体现了中朝统治者怀柔远人的政策，对吸引外邦士人到中国来求学和应举、对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作贡诸蕃别，登科几国同。”[13]确实，整体而言，传统的东亚地区，可说是一个特定的历史世界。在这个历史世界里，东亚士人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科举录取宾贡进士，已成为东亚士子共通的出身管道，由于具有共同的学养（儒家经学），且共同应试，可以达到文化的认同。[14]设立宾贡进士制度，为东亚国家了解科举制提供了很好的示范。随着中华文化向外邦的渗透，东亚周边国家也或迟或早仿效中国建立了各自的科举制度。
二、日本科举的兴衰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有言：山脉一般阻隔人们的交往，而水势则会将人们连通起来。这便是“山势使人隔，水势使人合”的规律。中国的西域多为山脉和高原，而东面则是平原和海洋，水往低处流，因此中国人向来是从西天取经，再向东方传播。就科举制而言，也是对西域较难渗透，对东土则广泛流布。科举制对古代东亚国家的影响是从日本、高丽、越南、琉球等国渐次展开的。